在我國的金融體系里，最被忽視的農信系統，近期接連爆出重磅新聞。

最近的，山西省長治漳澤農商行打員工屁股、給員工剃“陰陽頭”的內訓視頻，引來社會廣泛質疑與譴責。《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山西省長治縣調查發現，奇葩的內訓方式在當地并非個案。為了業績突破，不惜挑戰“體罰”職工的底線，從側面反映出農商行的經營困境。

此前，則有銀行間市場的“同業戶”亂象。在今年年初銀行間票據市場爆發的幾起大案中，都出現了農商行的影子。“在票據圈內，最有效的一種‘玩法’是一些小型農商行或農信社被票據中介‘包養’，而票據中介則給同業戶開很高的報酬。”

一直以來，農信系統中的農商行、農信社由于底子薄、風控能力差，是銀行體系中最薄弱的一個環節。而在本輪經濟下行過程中，農信社、農商行遇到的問題也遠超其他商業銀行。

“正存款難增、貸款難放、風險難控、效益難提，是農商行面臨的實際困境, 同時監管政策變化、金融創新加快、同業競爭加劇等因素交互作用,給金融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 張家港農村商業銀行董事長王子忠在《中國金融》上撰文稱。

當資產質量、股權結構、人才梯隊、客戶結構等均處于劣勢的農商行遇到當前經濟“L型”增長時，其生存狀況堪憂，或將成為銀行業下一個爆發的風險點。

資產質量堪憂

銀監會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中國農村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2060億元，不良貸款率2.56%，不良貸款率遠高于大型商業銀行(1.72%)、股份制銀行(1.61%)和城商行(1.46%)。從不良貸款數據來看，一是不良資產質量普遍較差，不良率上升厲害，吃掉多年的撥備及利潤;二是農商行依然面臨資產荒，資產業務發展緩慢。

盡管截至一季度末，農商行的不良率已經高達2.56%，高于大型商業銀行0.84個百分點，但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杜曉山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這一不良率并不均衡。中國農信系統里，農商行與農信社資產質量好壞參半，資產質量、經營狀況存在參差不齊的特點。具體表現在，東部規模大，中部較弱，西部最弱。就資產質量而言，東北地區與西北地區農信系統比較糟糕。

與大型金融機構資產質量下降的邏輯不同，農信系統中的農商行與農信社似乎存在“先天不足”的劣勢，特別是尚未改制農商行的農信社，歷史上形成的不良包袱沉重，而農信社也無法核銷。

以西部地區一家資產質量只有17億元的農商行為例，2015年該農信社不良率已經達到7.86%。由于資產質量太差，一直不符合改制農商行的要求。

該農信社內部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對于歷史上的不良貸款，已經無法用市場化處置不良貸款的核銷手段處理，只能作為基數算入農信社總的不良率中。“我們農信社這幾年不良率很高，加上這些歷史包袱，不良率就更高了。”他無奈的說。

不良貸款核銷對于上述農信社化解歷史不良貸款而言也無從發力。上述內部人士告訴本報記者，對于歷史上的不良包袱，大部分貸款不符合核銷要求。“一筆貸款誰貸出去的都不知道，一個皮包公司名字只改動一個字，就出現了三筆貸款。”歷史“不良”包袱等于一個基數，推高了當地農信社的不良率。按照當地監管要求，農信社歷史遺留的“不良”包袱需要與之后經營中產生的不良貸款合并統計。

“監管部門看重資產質量水平，并不會過問不良形成的原因。但有些歷史遺留的不良資產，貸款企業已經不存在了，無從清收。”該農信社內部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

當地銀監局每年都會向該農信社要求提交關于提升資產質量的方案，但監管機構也知道農信系統的“不良”歷史包袱頑疾難治。 “當我們說出高于7%的不良數據時，監管領導也并不會很驚訝，他們覺得這個數字‘還可以’。” 上述農信社內部人士稱。

即便是農信社改制后的農商行，這個歷史包袱依然存在，并持續困擾銀行發展。在北京農商行2015年業績發布會上，當記者問及該行的上市計劃時，北京農商行行長張健華回答稱，北京農商行大量歷史遺留問題已經成為銀行上市的主要阻礙，具體面臨歷史股東清理、確權以及農村土地、房產資產等清理難題。

“不良”為何居高不下

除了歷史遺留包袱，對農信系統資產質量影響較大的因素還有近年來持續下行的實體經濟。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西部省份了解到，由于近兩年來蟲草價格跌價嚴重，當地做蟲草生意的農戶貸款成為農商行不良的重災區。此外，牛毛羊毛等農產品(000061,股吧)前兩年可以賣出80多元的價格，現在售價不足8元，價格暴跌的離譜。

但在南方省份，湖南麻陽農商行董事長對本報記者表示，該地區由于小微貸款少，受到實體經濟環境影響較小。

傳統產業中，由于近年煤炭、鋼鐵、鋼材、水泥等現貨價格下跌趨勢明顯，在西部地區傳統建材行業不景氣的大背景下，一位農信社內部人士稱，轄內八個地區僅寧夏市農商行不良率低于1%，其余縣內農信社不良率都在7%以上。此外，餐飲行業在當地成為與蟲草行業并駕齊驅的“高危”行業。

而在更多時候，農商行與農信社即便面對并不看好的行業，也無法理直氣壯的說“不”，縮緊信貸意味著挑戰當地固有觀念。“在當地形成的固有觀念是，今年貸款的企業或農戶按期歸還，明年理所應當繼續貸款;如果貸款還上，新的一年卻不給貸款，貸款客戶就會反映到省聯社，省聯社則會責令農信社發放貸款。”上述農信社內部人士稱。

為規避不良風險，農商行與農信社貸款時將重心放在抵押貸款上。“貸大不貸小，貸城不貸鄉。”這本是批評縣域農村金融機構“嫌貧愛富”的流行語，但背后的真實原因是，城里抵押貸款更安全。

在寧夏，作為當地唯一一家農村金融機構寧夏農商行，去年不良率不到1%。原因是寧夏農商行身處市區，貸款客戶有大面積房產可用于抵押貸款，出現問題可以將房產拍賣，“最起碼不虧本”該行人士稱。

但與縣城僅幾公里之隔的縣區農信社卻情況迥然，不良率均超過7%，由于地方政府財政緊張，缺乏功能完善的擔保基金，信貸形式極為單一，絕大部分貸款是信用貸款、擔保貸款，有抵押的貸款非常少。

本報記者實地調查中發現，目前國務院正在推開的“兩權”抵押貸款進展緩慢。“兩權”即土地承包經營權與農民住房財產權，部分試點地區面臨土地零碎化整合，確權頒證，土地流轉拍賣等諸多問題。這距離金融機構期待的抵押貸款還有很大差距。

息差收窄 利潤增速急劇下滑

2015年，中國金融改革加速。去年10月24日，商業銀行取消存款利率上限，標志著利率市場化完成臨門一腳。而2015年央行的五次降準降息也對傳統業務占比較大的農信系統帶來巨大沖擊。

農信系統的金融機構，傳統存貸業務占比較高。以湖南麻陽農商行為例，該行90%的業務是傳統存貸業務，只有10%是同業業務與其他業務;而在西部地區的農信社，幾乎百分之百做農戶存貸款業務。

在利率市場化下，各銀行類金融機構凈息差收窄明顯，以麻陽農商行來為例，利率市場化對其90%存貸業務的直接影響是，2014年凈利潤增速從20%下滑到2015年的5%，下降15個百分點。

而農信社更不例外。上述17億元資產規模的寧夏某農信社去年凈利潤只有800多萬元。在2016年的國家精準扶貧、推進扶貧再貸款等政策調整后，該農信社貸款利率從原來的8%~9%下降至4.75%。息差嚴重收窄，隨之，傳統業務的利潤“縮水”一半。該農信社相關負責人預計，今年凈利潤可能達不到去年水平。此外，由于不良率高企，需要大面積計提撥備，這將進一步吞噬利潤。

“體量大點的農商行，中間業務或許是其‘救命稻草’，但對于縣域農村金融機構，顯然不符合他們的自身定位。”廣東省英德農信社相關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

懂法懂金融的人才稀缺

“爸爸在信用社，兒子就在信用社。”這是農信系統較為流行的一句話。

在上述西部農信社，2010年該社才開始招第一批大學生，168人的團隊，雖然管理層每個人都有本科文憑，但到了基層很多員工只有高中、初中文憑。“具體反應在風險管控方面，對金融了解非常不夠。”該農信社一位內部人士人說。

目前在我國銀行金融機構中，大型商業銀行從總行到分行再到支行，整體風險管控已經形成完善的系統，基于這一系統，產品創新風險較低。但農信社是地方法人單位，很多產品由自己制定方案，在一些類別的貸款產品設計上，金融素養及員工能力直接決定創新產品的風險水平。

在上述擁有17個網點的農信社中，風控團隊僅有3人。而這樣一個團隊，卻要承擔諸如設計扶貧搬遷貸款的重任。此外，地方銀監局對具體貸款產品并沒有明確要求，只有涉及利率調整時才需上報地方人行。

“目前風險部缺少懂法律的人，什么時間應該起訴?農信社自己都不知道，很多貸款錯過了最佳的起訴時間。”上述農信社內部人士說。

為了留住人才，大部分農信社采取向員工出售股權。上述農信社5000萬元的股金中，職工占比3000多萬，“在農信社不入股不合適，而職工持股比例也與職位和工齡有關。”上述農信社內部人士說。

他告訴本報記者，自己2012年入職該農信社，入了16萬元的股。“16萬的股只有在成立農商行的時候才會根據資產狀況配股，出現溢價情況才會漲價，目前只能轉手給本社職工，只能期盼自己的農信社經營好點，萬一好了，經過改制成農商行，股本就能溢價，賺一筆錢。”但本報記者了解到，該農信社分紅較少，股份在職工之間也需求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