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有媒體報道稱，在央行對各家銀行的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考核上，工商銀行由于撥備覆蓋率連續低于150%的“紅線”，在該指標上被扣分。

這在市場上引起較高關注。證券時報記者就此事向工行求證，截至發稿前尚未得到回應。不過，接受記者采訪的市場人士認為，在當前經濟下行、銀行經營日漸困難的情況下，作為逆周期調節的監管指標，撥備覆蓋率應該適當降低監管要求，讓銀行在撥備覆蓋率、不良貸款率和凈利潤增速三者間尋找平衡。

僅工行還低于150%

記者注意到，今年一季度末，工行、中行撥備覆蓋率均在150%的監管紅線之下;二季度末，工行撥備覆蓋率仍低于監管要求，中行雖然重回紅線之上，但同其他兩家大行一樣均“掙扎”在紅線附近。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董希淼表示，近兩年來，大行凈利潤增速放緩的問題比較突出，如果再按150%的撥備計提，會出現凈利潤增速負增長的情況。

以中行為例，雖然今年半年末撥備覆蓋率恢復至150%之上，但其本行口徑的凈利潤增速卻出現負增長。數據顯示，今年1～6月，中行本行口徑實現凈利潤681.24億元，比去年同期少增106.95億元。

“大行的利潤基數較大，使得邊際的利潤增速會相應減慢。與此同時，凈利潤增速放緩也與業務結構有關。”董希淼稱，“除中行外，其他三家大行中間業務收入占比普遍較低，利潤主要依靠利息收入，受宏觀經濟的影響會更大。此外，大行還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也會對利潤造成一定影響。”

除了利潤增長壓力大導致撥備覆蓋率下滑外，新增不良規模大、貸款增速回歸常態等都是造成撥備覆蓋率下滑的主要原因。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熊啟躍表示，撥備覆蓋率等于貸款損失準備除以不良貸款，在經濟下行壓力下，新增不良貸款余額高于核銷規模，不良貸款余額的增量對于核銷后的資產負債表影響更為明顯。此外，前幾年我國銀行業的撥備覆蓋率保持在較高水平，也是因為貸款增速較快。

市場感到驚訝

不少受訪人士認為，工行被央行扣分，可能意味著監管部門在是否該放松對銀行撥備覆蓋率要求方面的態度不一致。

去年11月就有傳聞稱，部分銀行正與銀監會磋商，放松當前撥備監管規定。在今年工行的半年報發布會上，工行董事長易會滿也透露：“工行這種處理方式(指撥備覆蓋率低于150%)，也得到監管部門理解。”

“銀監會對于某些銀行撥備覆蓋率低于監管要求并未明確表態，但工行因撥備不合監管要求被央行扣分一事還是讓市場比較驚訝的。”北京一股份行人士稱。

實際上，中國的銀行業有多個“婆婆”管著撥備計提。雖然150%的撥備覆蓋率監管紅線是由銀監會制定的，但央行也會根據這一標準來調控銀行的其他經營指標，如信貸投放規模、差額準備金率等。此外，財政部在2012年發布《金融企業準備金計提管理辦法》，對部分金融機構計提撥備也有要求。

“監管銀行撥備的政府部門太多，不利于監管統一，對銀行來說也增加了運營成本。”熊啟躍說。

熊啟躍稱，客觀地說，目前銀行計提撥備的成本是昂貴的：首先，對于高于新增貸款1%部分的撥備(即非一般損失撥備)，是需要在稅后計提的，這部分撥備的計提不具有抵稅效應，而比例大約是銀行總撥備的60%～70%。其次，大型銀行的國有持股比例較高，需要通過靈活的撥備政策維持基本的盈利水平，以滿足財政的需要，而當下過高的撥備水平會對凈利潤增速產生明顯的負面影響。

“目前來看，將撥備覆蓋率的監管指標從150%下調至100%，同時建立具有前瞻性的動態撥備覆蓋率調劑機制是比較合理的。”熊啟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