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資管新規過渡期內“保本理財替代品”的結構性存款，在2018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廣泛關注。

央行最新一期的金融統計數據，勾勒出銀行發行結構性存款的全貌：去年全年激增2.66萬億;余額在8月末突破十萬億大關后，又走出了向下的拋物線，于2018年末定格在9.617萬億元的水平;受牌照化管理的影響，不少中小行下半年停發結構性存款，自8月后達到頂峰后，中小行的結構性存款余額此后連續四個月萎縮，共計萎縮4623.34億元。

去年激增2.66萬億

截至2018年末，我國商業銀行結構性存款余額為9.62萬億元，較2017年末的6.96萬億元增長了2.66萬億元，增幅38.27%。

“結構性”是指將資金分為“低風險低收益”與“高風險高收益”兩部分。其中，“低風險低收益”部分主要和普通存款一樣，掛靠在銀行信貸或固收類低風險產品上，確保本金安全與收益;“高風險高收益”部分則投資金融衍生品等高風險高收益產品，通過一定條件的設置，確保產品擁有獲取超額收益的機會。

按照性質劃分，上述9.62萬億元的結構性存款，分為個人結構性存款和企業結構性存款：個人結構性存款共計4.28萬億元，占比44.5%;企業結構性存款共計5.34萬億元，占比55.5%。

按照發行主體來分，大型銀行共發行3.32萬億元，中小型銀行共發行6.3萬億元。

按規律來說，大型銀行更愛發行個人結構性存款，個人結構性存款余額是企業端的近兩倍;而中小行更愛發行企業結構性存款，企業端余額是個人端的近兩倍。

8月后跌去逾4000億

2018年的8月末，結構性存款余額曾一度站上10萬億元大關，達到10.018萬億元。其中，零售端結構性存款余額4.196萬億元，占比41.89%;企業端結構性存款余額5.822萬億元，占比58.11%。

不過，中小銀行的企業結構性存款在去年8月達到4.61萬億元頂峰后一路減少，到年底變為4.18萬億元，跌去了4336.06億元;個人結構性存款延續同樣縮減的曲線，自去年8月的2.15萬億元，連續3個月下滑，到年末翹尾至2.12萬億元，共計減少287.28億元。兩者相加，中小行2018年末結構性存款余額較8月共計減少4623.34億元。

與中小行的企業端、個人端結構性存款“雙降”不同，大行則呈現“一增一降”走勢：其個人結構性存款在去年12月末達到最高峰，為2.16萬億元，較8月末增加1131億元;企業結構性存款則出現萎縮，年末余額為1.16萬億元，較8月末減少523億元。

增減相抵，最終2018年末的結構性存款余額，較最高峰的8月末減少4015.63億元。

牌照化管理發威

“數據的減少是不是因為監管的原因，我不是很清楚。但是確實存在牌照化管理這個情況，銀行必須要有衍生品交易資質，才可以發行結構性存款。”一位農商行資管部負責人對證券時報記者說，“大多數農商行是不具有這個資質的，我們銀行是少數有資質的銀行，所以現在還能發。但以后會不會要求我們再去申請具體的衍生品交易資質，我們也不知道。綜合類和具體類資格的經營范圍是不同的。”

另一位大型股份行資管部人士告訴記者:“要做結構性存款，至少要有衍生品交易資格，這樣的話可以和中資機構做衍生品交易。如果涉及與外資銀行做交易，還需要同時具有外匯交易資格。”

事實上，理財細則第十一條規定，商業銀行發行投資衍生產品的理財產品的，應當具有衍生產品交易資格;開展理財業務涉及外匯業務的，應當具有開辦相應外匯業務的資格。

“針對不同掛鉤標的和期限的結構性存款定價需要選擇的不同的模型和參數，中小銀行缺乏經驗和人員配備，很難設計出真正結構化的存款產品。而衍生品交易資質問題較突出，部分中小銀行不具備交易資格，通過委托大型銀行進行衍生品投資來開展結構性存款業務，這在一定程度容易導致風險的跨機構傳染。”中信證券(600030)研究部明明債券研究團隊曾撰文指出。

此外，綜合聯訊證券、中泰證券、華泰證券(601688)、中信證券等多篇相關研報，結構性存款業務至少還存在銷售發行管理不夠規范、信息披露不充分(沒有公告實際的衍生品交易情況和結果)、“假結構”等問題。

對于結構性存款市場出現“假”結構，中信證券將其歸結為兩種方式：一是為衍生品工具設置不可能執行的條件，導致衍生品交易不可能觸發;二是將觀察區間條件設置的較為寬松，縮小最低與最高收益的差距，表現出類似固定收益的“剛性兌付”情況。證券時報記者劉筱攸馬傳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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