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于去年上半年的12張千萬級罰單以及最高4.62億元的罰款，今年上半年“看似溫和”。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不完全梳理后發現，上半年銀保監系統開給商業銀行(不包括從業人員收到的罰單)的646張罰單總計罰沒金額為3.07億元，遠低于去年同期的罰沒超10億元，這說明銀行業的違規“大案”已經相對減少。

但是，除了傳統的信貸業務之外，銀保監系統對票據業務的監管加強了，罰沒金額已經占總額的十分之一。可見，熱火朝天的票據業務套利時代面臨終結。

大額罰單同比明顯回落

上半年商業銀行共收到的646張罰單中，從1-6月份，分別為113張、100張、129張、110張、141張和53張罰單，再加上信托和AMC等非銀機構收到的30張罰單，總計為676張罰單，低于去年同期的894張罰單。

從金額上看，今年上半年銀行業共計被罰3.07億元，1-6月分別被罰4874萬元、5199萬元、6472萬元、5030萬元、6269萬元和2840萬元，遠低于2018年上半年罰金13億元。

究其原因，去年上半年罰沒金額超過千萬元的罰單共計12張，合計金額高達9.48億元，其中某家股份制銀行因為違規向空殼企業授信等原因兩次收到千萬元以上“天價罰單”，甚至最高的一次被重罰了4.62億元。

但進入2019年，針對商業銀行沒有一單超過1000萬元的罰單，最高額單張罰單是針對某直轄市城商行的660萬元罰單，這張罰單指出該銀行存在12項違規，包括未按業務實質準確計量風險、計提資本與撥備，未嚴格落實同業業務專營改革要求，違規開展土地儲備融資業務，同業授信資金回流購買本行理財等。其余罰單的單張處罰金額均在500萬元以下。

“今年沒有銀監會機關的罰單，而都是各地銀監局和銀監分局開具。這說明雖然銀行業還存在若干不規范現象，但是經過去年的亂象整治后，大案要案已經實質性減少。”一位華東銀行業人士評價稱。

從罰單分布的地區來看，上半年，山東省罰單數量最多，累計罰款數額最大，以75張罰單、3969萬元的受罰金額高居第一;廣東、遼寧、浙江、上海的商業銀行也收到較多罰單，分別為65張、62張、40張、35張，受罰數額均超過兩千萬。

而2018年開出罰單最多的是湖南、河南和浙江三地的銀保監部門，其中，湖南全年共開出353張罰單，河南開出269張罰單，浙江開出223張罰單。

票據、信貸違規“雷點”密集

從商業銀行被罰的原因來看，今年出現的重災區除了信貸違規之外，還出現了票據違規，兩者分別占被罰金額比重的58%和10%。除此之外，違規流入股市樓市也占比超過6%。

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不完全統計，上半年，關于票據違規的罰單共計67張。

對貴州一家農商行的一項120萬元罰單顯示，“違規簽發無真實貿易背景的銀行承兌匯票，票據到期通過發放貸款掩蓋票據風險，并形成大額不良貸款。”而對一家股份制銀行湖北分行的130萬元的罰單也顯示：“貸款三查不盡職;辦理承兌匯票業務中對貿易背景審查不嚴形成墊款;貸前調查不盡職導致貸款資金回流至借款人。”

這些指向都是近年來越發火熱的票據業務。票據貼現業務的本質是企業短期融資，但經常被銀行用來調節信貸規模和資本占用等監管指標。

其業務模式為，A銀行的直貼票據比較多，擠占了信貸規模，也導致完成資本充足率方面有困難，因此將直貼票據賣給B銀行，等到考核日結束，再從B銀行買斷這些票據，這樣的話中間的利差就成了B銀行的通道收入，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出現票據的真實轉移。這一行為被監管發現許久，《關于票據業務風險提示的通知》(銀監辦發〔2015〕203號)就提到，通過票據轉貼現業務轉移規模，消減資本占用。

部分銀行業金融機構利用“賣斷+買入返售+到期買斷”“假買斷、假賣斷”附加回購承諾等交易模式，假賣斷真出表，或幫助他行在月底代持，調節信貸規模;有的利用第三方機構，將票據資產轉為資管計劃，以投資替代貼現，隨意調節會計報表并減少資本計提。

這兩年，多家中小銀行出現了票據業務飆升的情形。

上海票交所數據顯示，2018年全年，商業匯票貼現發生額為9.94萬億元，較上年增加2.78萬億元，同比增長38.83%;截至2018年末，貼現余額為6.68萬億元，較去年初增長45.3%。此外，多家中小銀行的票據貼現業務在2018年翻倍式增長。

很多銀行對外宣稱票據相關數據的上升是因為支持民營小微企業力度加強，但除了在監管指標上“瞞天過海”之外，不得不注意的是票據作為監管套利工具的濫用。簽發無真實貿易背景的銀行承兌匯票是一方面，還有些銀行承兌匯票的保證金來源審核管理不到位、票據貼現資金把控不嚴導致回流到出票人、利用利率倒掛辦理貼現進行資金套利的情形，這也是監管重罰的對象。目前部分銀行已經開啟票據自查。

票據監管在今年下半年依舊會趨嚴。

根據銀保監會《2019年銀行機構“鞏固治亂象成果促進合規建設”工作要點》，其中有一條授信管理的工作要點就涉及票據監管：票據業務貿易背景盡職調查不到位，保證金來源不實;利用票據業務調節存貸款規模及資本占用等監管指標;以利率倒掛等形式辦理貼現業務，開展資金套利。21世紀經濟報道 周炎炎，汪弘量，瞿翰妮 上海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