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劉會玲

見習記者 鄭馨悅

近日，一位上海銀行內部人士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以他所知的信息來看，上海銀行這邊的問題不大，“徐國良早就向一些部門進行了舉報，如果有問題，銀行早就受處罰了。”

1月10日晚間，上海申鑫足球俱樂部老板、上海衡源企業發展有限公司(下稱“上海衡源”)法人徐國良通過微信公眾號“上海衡源企業”發表公開信，舉報上海銀行副行長黃濤勾結深圳寶能集團違法套取上海銀行265億元貸款，以獲取上海衡源名下位于上海的兩個核心商業項目。隨后，上海銀行連發兩份聲明，表示公司經營規范合理，銀行已經報案。

實名舉報從來不是小事，而報案回應也表明了上海銀行的強硬立場，舉報信屬實與否，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如果舉報屬實，后果非常可怕，不僅僅是個別人的責任，銀行可能管理上也有嚴重的問題，該行長涉及騙取貸款罪、受賄罪;如果不實，舉報人可能也會面臨侵權責任或誣告等刑事責任。”上海創遠律師事務所許峰律師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則表示，“銀行想實現債權，企業想發展生存，雙方目標沒有那么對立，本來不該走到這步。這也警示了金融機構和企業，出現糾紛時應該第一時間正向有效溝通，以法律思維來化解矛盾。現在雙方無論是隔空對罵還是報警打官司，最根本的還是要對兩邊債權債務的法律關系進行梳理和解決。”

關鍵在于質押是否真實

在那封《關于敦促上海銀行副行長黃濤立即向上海紀監委投案自首、歸還我百億資產的公開信》中，徐國良直指上海銀行副行長違規放貸，全力維護寶能集團的利益，連問十一個問題，包括上海銀行2018年向寶能違法放貸120億元，寶能提供的抵押資產和資金用途存疑;黃某指使寶能將項目公司公章、印鑒、證照拿走，還將共管的數十億元資金劃走等等。

而另一方，上海銀行的回應堅決且快速，先聲明“我行已在第一時間向公安機關報案，后續我行將依法配合公安機關查證事實、還原真相”，再表示“本公司給予寶能集團的所有授信業務均按本公司審批授權規定全流程審批”，還發布了業績快報，表明銀行的經營狀況一切正常。

對于此次事件，《證券日報》記者梳理得知，徐國良此前“與上海銀行合作20載，總體合作愉快”，2016年，徐國良接手了一個地塊項目，該項目是上海有名的“爛尾樓王”，接盤價為89.1億元，徐國良找上海銀行利用理財資金通過非標渠道以1:10的杠桿合計融資107億元，利率在6.2%至6.6%之間。然而，該項目因債務關系復雜、地產區域性過剩等原因難以開發，徐國良直接把自己賠了進去，由于無法償還債務，其名下資產陸續被凍結。

據報道，當發現情況不對時，上海銀行緊急尋找寶能當接盤俠“救命”，2018年年底，深圳寶能集團成為該項目的負責方。2019年12月份開始，寶能集團已對該項目開始爆破拆除工程。為了給該項目收尾，上海銀行貸給了寶能大筆資金(200多億元)，且利率低于貸給上海衡源的。

康達律師事務所周新廣律師認為，公開信所涉及到的貸款發放、利率標準，屬于銀行內部審批、決策事項。但是所提到的“虛構質押的應收帳款”、“虛構高價質押”則比較嚴重。如公開信所述這兩點經查證屬實，則行為人涉嫌騙取貸款罪。如果銀行的相關人員，明知騙貸仍然發放貸款，則有可能構成騙貸罪的共犯或違法發放貸款罪。

“我個人認為，上海銀行的回應公告還可以再具體一些。例如所質押的應收賬款的具體情況、質押的租金收益情況、貸款利率的決策依據等主要事項方面，上海銀行應作出更為詳盡、更為透明的澄清，打消公眾的疑慮。作為一家上市公司，如果不涉及法律法規規定的禁止或限制披露的事項，不屬于商業秘密，上海銀行均應當向社會和公眾作出披露。”周新廣表示，上海衡源是從上海銀行貸款收購的爛尾項目，該項目終未能建成并投入使用，未能產生收益、現金流。銀行作為債權人或者抵押權利人、利益相關方，參與項目轉讓、促成交易，在實踐當中比較常見。

根因在于上海衡源被動出局

基于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以及天眼查等查詢到的公開信息，《證券日報》記者發現，事件中商業項目的運營資金，主要來源于上海乾苑投資合伙企業(有限合伙)，該合伙企業的實際控制人為上海銀行，上海衡源僅持有10.83%的股份。

而持有涉案項目資產的上海建配龍房地產有限公司、上海興力達商業廣場有限公司、上海濠泉房地產有限公司紛紛在2016年4月份將股東變更為上海衡源(上海衡源成功收購涉案項目);又在2018年10月份將股東變更為深圳方瑞投資有限公司等(寶能系公司)。

北京東衛律師事務所盛海波律師向《證券日報》記者分析，“正如徐國良所說，上海衡源與上海銀行的合作非常密切，為了盤活兩個商業項目，上海銀行通過自身控股的合伙企業為徐國良所實際控制的公司提供運營資金。根據現有的股東變更情況看，除了直接發放貸款，上海銀行也通過一系列復雜的資金運作為后者提供項目資金，并可能通過明股實債、對賭及回購條款等一系列協議安排來防范項目風險，確保資金安全。由于上海衡源在合伙份額中占有比例較少，實際并不占據主導地位，在資金方面基本是配角，甚至自始就在合伙協議中明確讓渡或是放棄對相關事項的表決權和決策權。”

盛海波表示，從持有項目資產的公司股權變更情況來看，徐國良之所以有如此爆料，很有可能是上海衡源未能按照與上海銀行的相關協議約定按時足額回購股權，構成實質違約，從而觸發了協議中的領售權條款、優先清算權條款等內容，被迫將涉案項目的股權轉讓給寶能系公司，很可能系無奈之舉，被動為之。另外在涉案項目的對外處置和清算上，資金方(上海乾苑合伙)之所以能夠迅速排除上海衡源的阻礙，應該也是基于上述權利，順利將涉案項目進行了再次轉讓。

劉俊海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次事件給予金融機構方面警示，銀行需要做好貸前、貸中、貸后的風控，即使出現糾紛，確認不良資產后進行處置，也一定要堅持“公開透明、公平合理、多贏共享”的方針。“這個處置資產的商業方案如果公開透明地告知徐國良，并且讓徐國良有優先購買權，盡量走公開競價程序，事情不會走到這一步。”

事件發生后，《證券日報》記者致電上海衡源，公司方面稱不方便接受采訪，“現在(公司)沒有人。”

上海銀行相關負責人則對記者表示，一切以公告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