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一個世代文盲當皇帝

在我國古代史上，劉邦還破了一個天荒——第一個世代文盲當皇帝。劉邦之前，王侯將相，特別是全國最高統治者天子和皇帝，全都是文化人。

傳說中，華夏第一代圣君我們的人種初祖伏羲，是象形文字的發明者，“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孔安國《尚書序》)第一個統一北方的君王我們的人文初祖黃帝，在先民的傳說中，更是創始文明的集大成者，“考定歷紀，始造書契，服冕垂衣”，“造舟楫”，“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主圖籍”(晉·王嘉《拾遺記》卷一)。據傳世最早的譜牒《世本》的《作篇》，舉凡歷法、文字、衣服、舟車、音樂、圖書，都是黃帝發明。而在世俗傳說中，甚至還有中醫、指南車等等，也由黃帝首創，傳世最早的中醫經典，書名就叫《黃帝內經》。夏王朝創始人大禹，精通水利、地理和各地物產貢賦，“別九洲，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古文尚書·禹貢序》)我國第一部地理專著《禹貢》，就是記述大禹所論而成。商，當其還是夏王朝屬下小方國的時候，幾代君主都是杰出的發明家，尤以相土發明馬車，王亥發明牛車最為著名，深受其國人崇仰。周王朝奠基人周文王，被商紂王關在羑里牢中，居然還著成《周易》;文王之子周公，既是周王朝最主要的創始者，又是可與孔子齊名的華夏文明大圣人，其所制禮樂，被孔子贊嘆不已，“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終生對之“述而不作”。

創業難，守成也不易。明君圣主依靠自身的文化優勢開國，自然希望后代也依靠文化優勢把國家政權守牢，所以特別重視其接班人的文化教育。《尚書·大傳》說：“古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年十有三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各級貴族的正妻所生的大兒子，也即他們的接班人，必須從十三歲就開始嚴格的文化學習，到二十歲，還得繼續深造，以諳“大節”“大義”，成為合格的統治者。這倒真個是“學而優則仕”呢。經過這樣的文化專利的訓練和熏陶，想當文盲也沒門兒。倘若對文化略有所愛，甚至可以成為實際上的學問家。周景王不過一平庸的國君，一次與晉國使臣籍談論及晉國歷史，滔滔不絕，籍談竟不能對答，被周景王嘲謂“數典而忘其祖。”(《左傳》昭公十五年)成語“數典忘祖”即由此而來。商紂王是有名的昏君暴君亡國之君，其文化素養卻極高，史書上說他“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天賦高，反應快，見多識廣，能言善辯，常常“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岀己之下”(《史記·殷本紀》)，特別自負，認為天下臣民都不如自己，牛氣得很呢。

所以，先秦時期，文盲休做君王夢。

同時，在先秦，對整個貴族階層子弟的文化教育，也有很高的要求和嚴格的制度保證。《禮記·學記》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鄉有序，國有學”，家中有私塾，城鄉各有地方學校，城里叫“庠”，鄉間叫“序”，國都叫“學”。每年入學一次，每兩年考一次試，每個階段的考試都有很高的目標：“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學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合格者，謂之“小成”。這是第一個階段。學到第九年，測試的目標更高，看其能否“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不僅掌握必備的具體知識，還要有科學的思維方法，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并能獨立思考，不受誘惑，立場堅定，固守大道。如此，方可謂“大成”，方可在入仕后“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作到“學而優則仕”。孔子辦私學，搞民營教育，雖然具體施教方式方法別有創新，但所收弟子仍是貴族子弟，培養目標則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是為各級政權輸送高文化素養的干才，與官方教育完全一致。

文化既屬貴族特權和專利，教育又以這種特權和專利不斷鑄造貴族接班人，這就決定了：劉邦之前，統治者中決不會有文盲，文盲也不可能當上統治者，更不可能稱王稱帝做天子。特別是自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后，禮樂文化就成為各級貴族必須具備的文化素養，并被融注于政務和生活的全部細節之中，一個貴族成員，倘若不會行禮、誦詩、奏琴，直接就無法生存。打開《左傳》，你看春秋時期的貴族人物，哪一個不是文質彬彬?光是民間聚會和國際會盟之時，都必須賦《詩》表意——有選擇地誦讀古詩，以儒雅地表達自己的志意，不把孔子以前傳世的三千首古詩背個滾瓜爛熟，并深悟其微言大義，應付得了嗎?這就是有名的“春秋賦詩”。僅此一點，就足以讓后世的文人才士汗顏不已，更遑論文盲。

劉邦的可貴之處在于，他能在實踐中逐漸認識到文化的不可或缺，從而虔誠地親近文化，禮敬文化，自覺地學習文化，傳承文化。

漢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當了3年沛公、4年漢王、8年漢皇帝的劉邦，臨終前，親筆給太子劉盈寫了一封敕書，要他的接班人記取自己的教訓，勤奮地學習文化。在這封敕書里，劉邦對自己的文化出身、學習經歷講得十分清楚：“吾遭亂世，生不讀書，當秦禁學問，又自喜，謂讀書無所益。洎踐阼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說：“吾生不學書(寫字)，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解。”(南朝梁·殷蕓《小說》卷一)劉邦以“踐阼”(即帝位)為界線，分兩個時段描述了自己的文化狀況：當皇帝前，因為“生不讀書”，“生不學書”，幼少時期沒讀過書，沒練過字，所以全然文盲一個，也不把這當回事，還以為讀書本來就沒用。當了皇帝后，因為職務需要，這才開始讀書，讓人講解書中要義，回顧對照以前所作所為，竟然很多都錯了，深感悔恨，深感讀書學文化的重要。讀書就得識字，于是又自覺掃盲，邊讀書，邊問字，問字音字義，也問字的寫法，隨之學著練寫字，漸漸連猜帶蒙能讀了，也湊湊合合會寫了，雖說寫得不大工正，但勉強也能對付日常政務了。

劉邦把自己幼少時沒讀書的原因，歸結為生遭亂世，歸結為秦朝野蠻的文化專制和自己受讀書無用論的毒害，乍聽來頗有道理，其實壓根兒不是那回事。出于不愿在后人面前過于暴露家丑的考慮，劉邦掩蓋了唯一的真實：他出生于底層小民世代文盲之家，在先秦時期，這種家庭的子女，根本就沒有讀書學文化的權利。即便不遇秦朝的暴政，即便天天聽人講“唯有讀書高”的道理，像劉邦那樣的家庭條件，也不可能讓他去讀書學文化。那個時代，以及之前悠悠數千年，讀書一直是貴族的專利。據《史記·盧綰列傳》，劉邦少年時期，曾與其好友盧綰“俱學書”，學過幾天認字寫字，但這充其量和項羽一樣，自己家里找人稍作指點，認得寫得和姓名有關的幾個字，“足以記名姓而已”(《史記·項羽本紀》)，與正兒八經的上學讀書無關，所以劉邦臨終前想起青少年時期，那樣不堪回首，一再說是“生不讀書”，“生不學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