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鶴梁畔波濤涌，不及同窗情誼深。”一年一度的同學會，同學們都非常希望我能夠參加，接到同學們的電話邀請，我總會用這淺淺的詩意表達我深深的同窗之情。

我于1963年初秋進入涪陵五中，就讀于初66級3班。一晃半個世紀過去了，我見過和走過的名校也不少，但提起我的母校總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自豪感。

涪陵五中前身為始創于1870年的“涪州書院”，1877年更名為“桂馨書院”。我們入學時，古代書院的建筑和基本輪廓還保持尚好。校園緊緊依傍著長江，推開后門就是天下聞名的“水底碑林”白鶴梁。白鶴梁這道天然的石梁隔斷了長江的主流從而形成了一個內湖，古稱“鑒湖”。涪陵古時有“白鶴時鳴”、“鑒湖漁笛”兩道著名的景觀，即指此地。與母校一江之隔的是長江流域的文化勝地“點易洞”，這里與我國古代哲學史上有名的“程朱理學”淵源甚深，相傳“程門立雪”的動人故事就是發生在這里。“毗鄰白鶴梁，對望點易洞”是母校的真實寫照。試問，有哪所中學能夠與之媲美呢？

我始終認為能夠進入到涪陵五中學習是我一生的幸運，也是我們初66級3班全班同學的幸運。我們一入學就遇到了我們的語文老師周德蓉。周老師個頭偏矮偏瘦，臉上總是堆滿了笑，就像一個慈祥的老媽媽，但一旦走上講壇，教室瞬間就充滿了威嚴感。我至今還記得她上第一節語文課時對我們說的話，“你們現在是中學生啦，中學生就應該有個中學生的樣子，我知道班上有不少農村同學，能夠在這里讀書就更不容易了。古人說得好，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們要努力喲。”說罷，轉過身去，在黑板上寫下了“落花生”三個大字。那是一手極具功力的板書，整體架構規范飽滿，一筆一畫剛勁有力，很難想象這是出自一位年逾五旬的女教師之手。

后來我在涪陵史志上看到一則資料，才知道周德蓉老師為名門之后，其先祖是清代乾隆皇帝的老師周煌。家學淵源的她，很小就立下了獻身教育事業之抱負，16歲時從重慶女子師范學校畢業后，就奔走于涪陵的山鄉開門辦學，讓知識的種子在不少農村孩子的心中扎根。

寫到這里，我聯想到一些教育學家提出了“語文就是人生”的觀點，認為“一個優秀的語文老師，不僅會影響到學生精神世界的各個領域，還會影響到他們終身的生活質量。”如今我們已過花甲之年了，對此的感慨尤深。

我們班的城市同學，絕大部分都來自城里的普通人家，大都勤勞樸實、真誠善良。低調與樸素是初66級3班的顯著符號。但低調與樸素往往孕育著驚人的爆發力量，來自農村的龔明華，代表涪陵地區參加四川省青少年游泳比賽，一舉獲得女子自由泳項目第6名的好成績。

我們在涪陵五中度過了整整5年的時光，在前3年里，同學們都將主要精力放在了學習上。喜歡數理化的同學在數理化課堂上格外活躍，喜歡文科的同學則將興趣轉移到了語文和歷史類。也有個別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他們早早就知道升學無望，在最后一年幾乎放棄了學習。比如我，各科成績只需及格即可，而將大量的時間用于閱讀課外書籍。在這里我又得提到周德蓉老師，因為家庭問題，周老師被無緣無故地取消上課的資格，“發配”到了學校圖書室當管理員，是她主動讓我隨她去了圖書室，當上了一名課余圖書管理員，使我有機會接觸到了一般同學難以讀到的文學名著。

初中時代一晃而過，1966年夏天，全班同學在那棵老黃葛樹下拍下了我們的畢業照。這時“文革”的風暴正悄然來臨，學校的部分教學秩序已經被打亂，好在我們在這所百年老校里得到了三年完整的學業教育，也打牢了我們的學習基礎，使我們在以后的歲月里，能夠比較輕松地駕馭各項工作，對母校我們真是應該永存感激。

因為“文革”的原因，我們在1968年冬天才離開學校，之后便各奔東西，或在生活的大熔爐里熔煉，或在社會的大舞臺打拼，很少有相逢的時候。直到我們都退休，才有時間相聚在一起。半個世紀之后的我們，一個個已是白發皓首，牙漏齒疏。我驚異大家雖然都經歷了復雜多變的人生，卻并沒有讓我們變得世故圓滑，在一起仍若當年，親如兄弟姐妹。城市同學與農村同學親密融洽，一直是初66級3班的良好班風，并一直堅持到現在。在一年的同學會上，我用詩表達了對初66級3班的深厚情感：難忘五中六六三，同窗情誼整五年。雖然勞燕各紛飛，天涯海角仍系念。白發皓首不足奇，人類規律皆自然。白鶴梁畔波濤涌，手足之情永相連。

（作者為國家一級文學編輯、中國散文學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