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接觸的數學模型看，就產品/部門結構而言，結構性問題和價格問題是原始對偶關系，結構性改革(調整)和價格改革(調整)是等效性議題。當然必須有一個有效市場假設，絕大多數情況下這個假設成立，即便是市場無效的情況，也有一些辦法修復價格機制。實踐中也發現，即便是某些重要產品，政府主導定價也未見得就更好。成品油可能是個例子。利率、匯率價格決定問題也大抵如此。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消除價格扭曲。

消化過剩產能，特別是在消化過剩產能中如何保護好職工的利益，如何解決好轉崗、再就業等問題，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非常復雜和綜合的問題。國家在制定經濟政策包括研究結構性改革時，都很重視這個問題。

這里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過剩產能是怎么產生的，今后能否減少再發生嚴重過剩產能的情況，從而減少調整的痛苦;二是在當前化解過剩產能過程中，有哪些政策性問題應該加以重視、研究解決好。

結構改革重點之一是應消除價格扭曲

從經濟發展的規律講，由于技術的發展、社會的變化以及需求的變化，產能的利用率狀況肯定是不斷變化的。有些產能在投資時是很有用的，但過一段時間可能就在技術上過時了，再過一段時間就變成過剩的了，需要消化。現在的職工也很難像以往那樣學一門本事，就能干一輩子，中間可能需要轉崗、再培訓，以適應社會的快速變化。特別是，最近二三十年，技術和社會的演變非常之快，從這個角度來說，過剩產能的出現并不奇怪。

但是，有些過剩產能是由于我們政策、體制上的原因和對市場規律把握得不好造成的。首先，產能過剩在很大程度上與價格扭曲有關。有些行業上項目時，大家都表現得非常積極，這很可能是因為價格有問題。價格有問題也可能是稅收有問題間接造成的。不妨舉個例子，上世紀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紡織能力過剩，后來不得不通過砸錠子來處理產能過剩。其中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價格扭曲，使大家一度覺得這個行業利潤非常高，有資金就可以投資辦廠。那個時候，大量涌現的鄉鎮企業集中在紡織行業。后來經濟學專家的分析認為，造成紡織產能過剩的一個原因是有效關稅稅率出了問題：化纖顆粒的關稅非常低，而抽紗產品的關稅過高。這樣就人為導致國內成品價格偏高、生產的附加價值顯得高、利潤空間大，造成一種可以盈利的假象，吸引了大量投資。隨著我國貿易政策的改革、關稅扭曲的消失，后來發現該行業根本就沒有多大盈利空間。現在，這類扭曲也還是存在的。

第二個是環境成本。環境成本問題其實也是一種價格扭曲。理論上，如果有污染，首先得把污染治理打入成本，對污染物進行處理;如果有碳排放的話，得要為碳排放承擔代價，所謂碳配額的做法就是要求排放者先購買這個配額，把代價計入成本和價格加以吸收。如果沒有吸收環境成本，價格就會失實，企業就會覺得這個行業的利潤挺高，投資就會增加，產能相應增加，最終會產能過剩。以后對環境的要求一提高，對環境污染的罰款一增加，許多企業就會做不下來了，產能過剩就會暴露。

第三，還有一類產能過剩跟貿易政策有關系。有些產能在投資時就是瞄準出口市場的，比如光伏電源產業，對國內市場來說，這些產品的價格偏高，當時是接受不了的，所以主要是依賴出口。一旦國際貿易出現爭端，出口遇到困難，這些行業就會產能過剩。因此，一方面在投資的時候，就要對國際市場有充分估計;另一方面在全球貿易政策上，要強調不能出現貿易保護主義，不得濫用貿易救濟措施，否則就會對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帶來不利影響。

此外，民營資本作投資有很多抱怨，想投的行業不是自由準入。有些行業禁入盡管在規定上已解除了，但實際上受制于“玻璃門”、“旋轉門”。結果，能考慮的行業相當有限，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就容易導致投資過于集中，甚至是一有機遇和窗口就一哄而起。

再有，從金融工作來講，過去有很多商業銀行在貸款導向方面、行業方面研究薄弱，業務過于粗放。如果是國家鼓勵的行業，銀行就貸款，貸款出現問題也不是銀行的錯;如果是國家禁止的行業，比如“兩高一資”行業，那就一概不能貸。“兩高一資”其實覆蓋面很大，中間有一些細分的行業競爭力還是較強的，但國家既然給這些行業“戴帽子”了，反正就不能貸款，也不能發債，不能上市融資。總之，有些金融工作還是比較粗的，不能夠真正承擔責任，抓住產業發展的多元化。隨著經濟周期發展，之前如對產能過剩行業支持較多，有些問題等到發現已為時偏晚。事后需要產能調整時，銀行反而會產生大量的不良資產，自身也深受其苦。

當然，某些行業出現產能過剩也與需求方變化有關系。我國投資占GDP比重一度過大，需求比較多，導致對鋼材、水泥需求量過大，當需求下降后，這些行業就會產能過剩。這種周期性波動，在其他許多國家也存在，但我國較突出。

總之，產能過剩產生的原因非常復雜，是個綜合性很強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通過研究，希望每過一個階段，我們都能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少犯重復性錯誤，特別是減少價、稅扭曲，使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搞得更好。

多管齊下，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

金融界非常重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提出了各種政策建議。首先，職工的基本福利保障特別是養老、醫療的保障體系的有效性非常重要。這涉及勞動就業的靈活性大小，涉及如果需要去產能，職工能否順利解決轉崗、再就業的問題。我們一直認為養老金的改革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過去有些問題就發生在這個環節。養老體制改革如果搞得好，痛苦就會少。歷史上，我們也有做得不夠的地方。回想起來，我們國家在20多年前就提出要建立“三支柱”型的養老保障體系，即社會統籌、個人賬戶和商業性保險，但這么多年來，我們現收現付在保障體系所占的比例仍然相當高，使得養老金交付比例過高。這個比例過高并不是說養老金使用得不合理，而是說現在的人還承擔著過去中老職工的養老保障負擔。

其次，我們養老金賬戶的可攜帶性還是不夠的，即如果換工作需要換城市、換省份，攜帶養老金不夠靈活方便。改革方向不是簡單地搞大一統、全國統一標準，這樣未必適應中國的國情。類似地，還有醫療的問題。如果醫療能更多依靠醫療保險，同時不管崗位怎么換，都可攜帶，這將有助于解決再就業問題。在有些以資源型生產為主的城市，需要進行結構調整從而涉及職工更換崗位時，如果養老、醫療保障能夠順利銜接，將是很有幫助的。

第二，關于再就業培訓。培訓確實非常重要，通過培訓能夠尋找、適應新的就業崗位。如果一味地想延緩過剩產能的調整，是不現實的，必須尊重市場規律，找準方向。同時，公共資源特別是財政要有一部分資金用于支持轉崗和新技能的再就業培訓。就再就業培訓大方向來講，服務業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最近幾年，服務業的比重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2011年，我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只有43%，2015年已達到50.5%，4年時間提高了7個多百分點。這個趨勢仍在持續，表明未來服務業方面有大量就業機會。服務業有各種不同行業，不是都屬于簡單勞動，有相當一部分需要高技能。一部分服務業在準入上仍存在“玻璃門”、“旋轉門”以及行政審批等問題，存在發展和吸收就業上的限制。

第三，從法治的角度來說，我國破產法的執行以及破產程序中的重組效率比較低。一提到破產，有人就覺得是強制企業清盤關門，但實際上，破產首先是對經營失敗或市場變化后的一種保護，有利于資源再配置。另外，破產法程序也是一個比較規范和方便的重組過程，破產重組可以調整債權人和股權人之間的關系，從而有利于企業的有效重組。破產程序可以對已有的債務加以處置，債權人委員會達成一致以后，如果覺得企業有重組、未來有生存的機會，矛盾就比較容易按程序調解。其他市場經濟國家通過破產處理的案子是我國的幾十倍甚至幾百倍，這表明我們依靠法制的正式渠道在解決產能過剩和企業重組問題方面，依然任重道遠。

第四，推進貿易政策改革，包括加強全球政策協調，非常重要。從全球分工來講，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比較優勢，在有比較優勢的環節，一國的產能是可以過剩的，過剩可以出口，只要你有競爭力。當然，如果沒有競爭力還產能過剩，就只能自我壓縮了。有些國家和地區可以在某些產業培養出競爭力，從而實現大量出口，同時本國短缺的商品就可以進口。所以，貿易政策的全球協調和我們自身的貿易政策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換言之，不能簡單化地以產能是否超出國內需求來衡量產能配置的合理性。

第五，現在，國有企業在勞動用工、激勵機制和吸收再就業方面還存在一些僵硬的政策。要順應市場變化，對過時的規定進行大幅度清理，就像國務院清理行政審批一樣，這也應是國有企業改革總體方案中的一部分。

第六，從金融行業角度來講，去產能和去杠桿是相互聯系的。我國的杠桿率偏高，全社會總債務率偏高，其中相當大部分表現在工業企業債務融資偏高，即工業企業股本偏少、貸款和債券融資偏多。杠桿偏高，就會造成調整難，因為債權、債務人之間協調難度更大。因此，如果能夠更好地發展直接融資、降低債務杠桿，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使未來結構調整和企業重組變得更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