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6月份數據來看，當前經濟下行的主要壓力來源于投資增速的顯著放緩。投資增速放緩的核心原因在于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高達62%的民間投資增速出現‘斷崖式’下滑。”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陳彥斌近日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表示。

事實上，上月的情況只是今年上半年的一個縮影。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一直在快速持續下滑，與全國固定投資增速的“喇叭口”不斷擴大。

《華夏時報》記者梳理數據發現，1-6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僅同比增長2.8%，增速比1-5月回落1.1個百分點。相應地，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與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缺口已由1-5月的5.7%擴大至1-6月的6.2%，“喇叭口”進一步拉大。

不僅增速慘遭“腰斬”，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為61.5%，比去年同期降低3.6個百分點。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發布《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報告》(下稱《報告》)稱，針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宏觀政策應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組合并將提升民間投資作為“穩增長”的關鍵點，同時加快增長動力轉換，以促進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

斷崖式下滑真相

《報告》指出，金融抑制背景下，民營企業始終面臨較為嚴重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導致投資積極性持續下降。《2015年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顯示，66%的企業反映“融資成本高”，比上年進一步提高了6個百分點。

陳彥斌注意到，第三產業和東北地區的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情況更差。1-6月第三產業的民間固定資產投資投資增速僅為1.6%;東北地區民間投資同比降幅高達31.9%。

“市場準入限制導致民間資本可涉足的領域受限，尤其是難以進入擁有較高回報率的金融、醫療、養老等第三產業。”《報告》稱。陳彥斌認為，上述兩項原因是導致民間投資持續快速下滑的根源。

除此之外，《報告》顯示，由于第二產業的民間投資占整體第二產業投資規模的比重高達78%，當前“去產能，去庫存”等政策更多是制約了民間資本的投資空間。

民建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馬光遠并不認為民間投資下行反常。他說，大量的投資都在制造業領域，制造業不賺錢了，為什么還要投資?

馬光遠近日參加了習近平總書記的專家座談會。他認為，民間投資下行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民營企業家整體對經濟長期信心不足。

“國務院調查一圈回來，講的都是法律法規執行不到位，政府職能轉變有問題，融資難融資貴，國民待遇沒有解決，稅負成本負擔重等等，這些都是老問題。以前為什么能在那么大的壓力下保持高增長，現在突然下來了?”馬光遠說。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也提出和馬光遠一樣的問題，他指出：“國有企業的強勁投資是導致目前民間投資‘被擠出’及其增速斷崖式下滑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報告》指出，政府投資力度的不斷加碼已難以止住全國投資增速的回落態勢。今年以來，政府投資是拉動全國投資增長的核心力量，該趨勢在6月份依然延續。1-6月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增速仍高達23.5%，比1-5月提高了0.2個百分點。

然而，這已經難以止住固定投資增速的下滑趨勢。1-6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長9%，比1-5月回落0.6個百分，增速已連續3個月下降。

拓寬民間投資空間

《報告》稱，鑒于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與價格水平漲幅回落，貨幣政策應將定位由“穩健”調整為“適度寬松”。尤其是在積極財政政策對民間投資產生顯著擠出效應的背景下，更應加強流動性供給，從而減輕擠出效應。

“就具體操作措施而言，首先，增加貨幣供給與信貸投放，將M2和社會融資規模余額增速至少提高到年初設定的13%目標值。并且根據經濟具體的運行狀況，貨幣政策可以靈活地調整M2和社會融資規模余額實際增速超過目標值。”陳彥斌說。

其次，降低實際利率水平，尤其是考慮到下半年價格水平漲幅回落的壓力加大以及美國加息預期的減弱，必要時中國可以再次啟動降息操作，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陳彥斌建議，在“適度寬松”定位下，加強預期管理力度，給予公眾長期穩定的預期。由此可以更好地引導資金進入實體經濟，進行生產與投資，從而緩解當前貨幣政策傳導效率下降的問題。

至于產業政策而言，《報告》還提出“加快推進金融改革，尤其是進一步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和“進一步放寬民間投資的市場準入限制”兩項建議。

目前，中國已經取消了對貸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但是利率市場化進程并沒有真正完成。銀行業的壟斷結構仍然使得利率仍處于政府人為管制之下，對國企與地方政府部門的信貸配給現象也依然存在。

陳彥斌注意到，今年上半年釋放的資金更多地流向國有企業，并未有效發揮乘數效應而帶動整體經濟的增長。

國企資金使用效率較低進一步降低財政政策的實施效率。國企將大量資金投入到土地購置之中，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上半年的“地王潮”。2016年前5個月土地成交總價排名前40名的企業中國企占比高達58%，這一比重是近年來的最高點。

“民間投資的市場準入限制更多體現在第三產業上。在交通、電信、電力等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領域以及醫療、金融、教育等社會事業領域，民間投資均面臨不同程度的市場準入限制。”陳彥斌說。

《報告》建議，應進一步通過監督地方政府積極落實“民間投資36條”與“鼓勵社會投資39條”等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文件，營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拓寬民間投資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