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陳松年(左二)和陳長璞找到陳獨秀的墓，此時只剩一堆黃土，碑已不知去向。

安慶江邊，陳家的老屋早被拆毀，老屋的遺址歸屬當地的自來水廠，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籃球場，原址上豎立著一塊碑，說明這是革命烈士陳延年、陳喬年家的舊址，并沒提到他們的父親陳獨秀。

陳長璞沉浸在回憶里，面帶遺憾地說，當年老屋是安慶有名的陳家大洋房子，有五進三個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園，大門樓有一丈多寬，儼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氣勢。

老屋旁殘留的一角是當年陳延年、陳喬年的讀書室，如今低矮、破落，出門就面對著一個公共廁所。有關部門曾經在墻上鑲了塊“文物保護單位”的招牌，可是里面還有幾家住戶，住戶們就悄悄地把牌子拆了。

這是一個被忽略、被遺忘的角落，如同安慶城的氣質。很少有人記得，這個三級城市一個世紀前是安徽的省府，是個開風氣之先的城市，這里產生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廠，創辦了一批新式學堂，孕育了一代革命者。

受到“托匪”的牽連，陳獨秀的子女們，自然處于被遮蔽的狀態。葉尚志少時離陳家故居南水關只隔幾條巷子，他初中時雖偶然聽說陳獨秀蹲在南京“模范監獄”的消息，但沒聽說過他的兩位公子陳延年、陳喬年的任何情況。在延安、在華北根據地的時候，他也未曾聽聞過這兩位昆仲英烈。

“知道一點信息是在解放之后，曾與陳延年在廣州一起工作的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老同志徐彬如直接告訴我，說陳延年是‘小列寧’”，葉說。

葉尚志從工作崗位離休后，多次回到故鄉安慶，見到了陳松年。那時陳松年已經是79歲，骨折臥床，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只有長女長璞在身邊照顧。安慶窯廠退休會計師陳松年先生已于1990年過世，晚年被安排為安慶市政協副主席。

在回憶自己的父母時，陳長璞溫情地說，他們都是和善、溫潤的人。陳松年安徽大學化學系肄業，1950年，這個原來的教書先生沒有接受安慶二中的聘書，而是去窯廠做工人，謹慎的他擔心，他的身份會給他帶來風波——“陳獨秀的兒子”帶給他的不是本應的榮耀與驕傲，而是緊張與憂慮。

陳長璞的母親竇珩光安徽高師畢業，來自書香門第的她堅持兒女應受教育，為了支付一子三女的學費，她去窯場抬土、修鐵路、糊火柴盒。

“鄰居們不知道我們和陳獨秀的關系，如果不是政審，學校里也沒人知道我是‘黑五類’子女。”陳長璞說。

年近退休的陳長璞快言快語、為人直率，不過在談論家史時，她不無遺憾地說：“我們家的歷史是一部悲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