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永輝分析稱：“對于賺取差價的囤貨者而言，價差就體現在進口豬肉產品含稅后到岸價與國內豬肉產品的差別，而根據具體不同的種類，如肋排、后臀尖等不同部位，價差也會各有不同。實際上，當中國豬肉產品的成本足夠低，就可以對進口豬肉形成一定的阻滯作用。計算進出口國國內及我國入關后的運輸、存儲、銷售環節的費用之后，我國規模化生產的生豬及豬肉產品還是具有比較優勢的，也就是說，降成本需要用規模化來實現。”

巨頭“逐鹿”規模化發展

農業部畜牧業司司長馬有祥曾表示，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生豬養殖的勞動生產率、飼料轉化率、母豬生產力水平較低，生產成本較高，沒有競爭優勢。馬有祥說：“規模化水平提高了，保障穩定供給的產業基礎就穩固了，同時可更好地避免散養戶發展的盲目性，減少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現象。”

“散戶多會造成信息傳遞冗雜多，豬肉價格劇烈波動，也就出現了‘豬周期’。”馮永輝意簡言賅，“中國的‘豬周期’現象，與歐美相比都屬罕見。同時，大量養殖散戶的存在，又推高了全產業鏈的成本，也就是說，獸藥飼料廠家不得不耗費大量人力追著這些養殖戶推銷。散戶難以抱團，又造成與屠宰企業的對接變成一種大范圍的博弈。”

而在一種“小規模、大群體”的生產格局下，曾在2012年一哄而上補欄母豬的全體養殖戶，吃了一個從2012年持續至2014年三年豬價下跌的大虧。

農業部監測數據顯示，養豬效益情況是2012~2013年保本微利，2014年是養豬少有的嚴重虧損的一年，每出欄一頭豬平均虧101元。而據農業部畜牧業司司長馬有祥在2015年全國畜牧行業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2015年大約有500萬生豬養殖散戶退出了養殖業。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此前調查了解到，在這場連續3年的虧損期內，僅京津冀地區便有約四成小散養殖戶淘汰退出，如此才將過剩生豬產能硬生生砸下，并將曲線尖銳的“豬周期”拉緩、拉長。

唯規模化變革，方能博得一席存活，這已愈發成為中國豬業人士的共識。

“從長遠來說，目前這種養兩三百頭豬的散養戶，一定會退出歷史舞臺。原來養豬較發達的區域，未來可能會不養豬或很少養豬，這是產業集群發生根本性改變造成的。”正邦科技董事長程凡貴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我個人認為，這輪豬價上漲以后，會是中國養豬業升級換代的一個起點，所以中國養豬產業的投資，還只是剛剛開始。中國存在大量的傳統豬場，未來可能都面臨退出市場的局面。對于大企業而言，市場的空間其實是越來越大的。”

而規模化發展正是巨頭逐鹿的戰場。

上海梅林、牧原股份、新五豐選擇了“主動出擊”：上海梅林，其于2015年投產江蘇梅林畜牧自養生豬，而根據公司公告，這一環節也成為上海梅林今年上半年收入主要增長的驅動力;牧原股份，總投資29億元建設全亞洲最大的能繁母豬場現代化生豬產業化建設項目，預計將于2020年完工;新五豐，通過以自養和“適當規模小農場”兩類模式發展生豬養殖業務，預計2016、2017年公司總的生豬出欄量分別達到60萬頭和70萬頭，養殖貢獻凈利3.25億元和3.72億元。

雙匯、新希望六和則采取了“縱橫海外”的模式發展。

雙匯發展三年前成功收購美國食品巨頭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在進口豬肉方面，上半年雙匯發展通過關聯公司羅特克斯進口了19.2億元的豬肉，已經逼近去年全年21億元進口豬肉的規模，而進口豬肉利潤豐厚，這也為公司帶來了極大的盈利。

新希望六和則擬新建聚落式豬場項目共7個，并將其項目觸手伸到越南，投資額擬為26.98億元，全部達產后將形成年出欄約230萬頭商品豬的生產能力。

“我個人認為，明年豬價可能會降，但原材料成本也會有所下降，可抵消一部分豬價下降帶來的影響，并且一些大養殖企業已在行情低迷時進行布局，所以從利潤絕對值角度來說，可能不但不會降，還會提升。”程凡貴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正邦未來養豬這一塊，每年仍然會保持至少30%以上的增長速度。”

“從收購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的食品公司、大型豬場，到全球布局產業鏈，建設生豬產能、調動全球資源配置國際市場，中國的豬業巨頭落子穩準狠。”馮永輝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這不僅幫助他們掌握發達國家的渠道、資源，利用發展中國家較為低廉的生產成本，更促進了先進養殖技術的交流，這讓他們在國內、國際的競爭中都可獲得比較優勢，左右逢源。”◎每經記者 張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