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化解重大風險

不過，中國經濟短期盡管無憂，實際上從中長期看仍有巨大的下行壓力，原因在于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

比如以高杠桿率(高負債)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方式無法持續。近期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此前召開的黨的十九大，都提出2018-2020年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放在首位，是三大攻堅戰之一。

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要服務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促進形成金融和實體經濟、金融和房地產、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循環，做好重點領域風險防范和處置，堅決打擊違法違規金融活動，加強薄弱環節監管制度建設。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目前中國宏觀杠桿率仍偏高，且沒有明顯的下降。此前央行行長周小川撰文指出，2016年末，中國宏觀杠桿率為247%，其中企業部門杠桿率達到165%，高于國際警戒線，部分國有企業債務風險突出，“僵尸企業”市場出清遲緩。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各類“名股實債”和購買服務等方式加杠桿。

中國社科院財經院研究員楊志勇指出，2015年，中國政府的總資產超過125萬億元，大口徑計算的總負債大約60萬億元，中國政府資產足以覆蓋可能的負債，中國財政狀況總體健康。“2015年政府財政凈資產達55萬億元，遠超很多凈資產為負的發達國家。沒有風險的原因是國家凈資產很多。”他在12月27日發布《中國政府資產負債表(2017)》報告時說。

不過，中國整體宏觀杠桿率仍在上升。

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的一項研究表明，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實體經濟總杠桿率為239%(負債與GDP之比)，高于一季度的237.5%、二季度的238.2%。三個季度累計微升1.5個百分點。

在結構上，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今年三季度為154.8%，低于一季度2.9個百分點。但是居民三季度杠桿率為48.6%，高于一季度2.5個百分點，政府杠桿率為38.1%，高于一季度0.4個百分點，其中國企去杠桿收效甚微。地方政府杠桿率持平，止住了飆升勢頭。

為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于去杠桿做了更高的要求。這需要切實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12月23日的“2017-2018中國經濟年會”上指出，明年財政政策要保持積極的取向，特別強調要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近幾年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增長過快需要引起高度重視。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貨幣的總閘門，這也是控制宏觀杠桿率的總閘門。有人把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解讀為放棄去杠桿，這是一種誤解和誤讀。包括去杠桿在內的“三去一降一補”是今后五年都要堅持的任務。

根據了解，降低杠桿率意味著廣義貨幣目標，以及信貸和融資指標都要下調。原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就預計，2018年廣義貨幣目標增速可能為9%，低于2017年12%的增速目標。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宏觀經濟研究主管章俊認為，如果廣義貨幣M2增速在2018年有所回落的話，對經濟影響不大。國內整體不缺流動性資金，以前資金在虛擬經濟中較多，這一次去杠桿，主要是讓資金脫虛向實，更多從虛擬經濟轉向實體經濟，這樣流動性不會出現明顯的緊張。可能短期整體的融資成本會上升，但這有利于結構性的調整。

加快改革迫在眉睫

盡管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速仍會相對平穩，但高速增長的目標已經讓位于高質量增長的目標。今后一個時期，適當降低經濟增長的預期，有利于推進深層次改革，實現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增長動力轉換的目標。

12月21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國是論壇2017年會”上指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八項重點工作，第一條就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中包括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供給體系跟不上需求結構的變化，實質是要素配置的結構性失衡，是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大數據等生產要素，在產業、企業、城鄉、區域間的配置出現了失衡。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校正要素配置的扭曲，生產要素按照市場機制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部門、區域和企業，提高全社會的生產效率。

中國社科院數量所研究員婁峰認為，最近幾年中國全要素增長率(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已經處于低位運行的狀態，雖然今年的全要素生產率略微升高，但是難以長期持續。未來幾年，全要素生產率還是保持一個平穩或者略有下滑的狀態。

婁峰認為，中國經濟過去增長靠低人力成本，以及低資源能源要素成本和資金投入實現高速增長。目前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中國低勞動成本的優勢已經消失。隨著中國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出重拳解決環境生態問題，資源能源低價格時代已經遠去。未來要促進經濟增長，需要提高技術對經濟的貢獻，以及制度改革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為此，婁峰認為，中國下一步要促進新舊動能轉換，夯實經濟增長基礎。從勞動力數量增長到質量增長轉變，同時要優化投資結構，積極發展新興產業。

前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的2018年的八項重點工作，還包括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而無論是解決高房價問題，還是解決收入差距以及教育資源分配問題，都期待更深層次改革。

中國社科院工業所研究員李鋼認為，國家需要通過一些措施來增加持有較多房產的成本，同時要解決弱勢群體的住房、醫療、收入等問題。“這些改革需要加快。”他說。本報記者 定軍 實習生 顧月冰 張雅潔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