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萬眾焦點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遲遲不見露面的各國持股比例吊足了各界胃口。在各個版本中，“中國或持股超40%”的說法似乎接近了官方答案。

“中國在亞投行的股權雖然超過40%，但是我們無意要有所謂否決權的地位。”外經貿部原副部長、WTO首席談判專家龍永圖在出席“2015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時提到。盡管中國財政部尚未公布，但40%的持股可能已經接近真相。

“在新加坡舉行的籌建亞投行第五次談判代表會議結束關于《亞投行章程》文本的談判之后，境外媒體報道中國將持有25%~30%的亞投行股份，而龍永圖則稱中國持股將超40%。不論中國在亞投行中占有的份額具體為何，這一點已不甚重要，最重要的是這都體現了中國將在亞投行中確保扮演主導性引領的角色。”復旦大學金磚國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王磊博士在復旦大學主辦的“上海論壇2015”期間告訴《第一財經（微博)日報》記者。

“亞投行更應關注的是正式運營后的具體運作如何，做得好就會吸引更多國家和地區加入，當然之后加入的成員的持股份額主要會從中國的份額中讓渡。因此，經營得好，中國的份額肯定會下降，做得不好份額再多意義也不是很大。”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英告訴本報記者。

根據亞投行籌建工作計劃，各方將在今年6月底章程簽署后履行國內批準程序，待合法數量的國家批準生效后，年底前正式成立亞投行。

中國股權或超40%

非新馬歇爾計劃

龍永圖表示，中國希望把亞投行變為一個更加民主的機構。“中國的亞投行的股權雖然超過40%，但是我們無意要有所謂否決權的地位，而美國雖然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股權不超過20%，但是仍然具有最后的決定權，我們能做的就是創造一種新的經濟體系，創造一種新的制度，使得那些要接受貸款的國家不再接受任何非金融的條件。”

針對“一帶一路”或亞投行是新版馬歇爾計劃的觀點，龍永圖回應稱，“也許有相似之處，但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人實施馬歇爾計劃是意識形態劃線，援助西歐國家，盡管馬歇爾計劃在經濟上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功，但是卻造成二戰以后長期的冷戰局面。”

龍永圖進一步表示：“‘一帶一路’戰略是國家重要戰略，特別是包括亞投行等新型金融機構，是向全世界開放的。我們不僅愿意與現成的國際金融機構合作，我們愿意對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國家開放，這就是與馬歇爾計劃的不同，目的是與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建立命運共同體，從而帶來全球的繁榮和合作。”

二戰結束后，歐洲經濟凋敝、百廢待興，迫切需要外界援助。美國提出并實施“歐洲復興計劃”，也稱為“馬歇爾計劃”，幫助西歐國家恢復重建、發展經濟，并確立自己的全球經濟霸主地位。美國實施馬歇爾計劃的本意是，通過援助歐洲恢復經濟，使歐洲成為抗衡蘇聯的重要力量。這一計劃對冷戰的激化和兩極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外交部國際經濟司副司長劉勁松也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二者不具可比性。

劉勁松此前表示：“‘一帶一路’比馬歇爾計劃古老得多，又年輕得多，二者不可同日而語。說古老，是因為‘一帶一路’傳承著具有2000多年歷史的古絲綢之路精神。我們要把這條各國人民友好交往、互通有無的路走下去，并且讓它煥發新的時代光芒。說年輕，是因為‘一帶一路’誕生于全球化時代，它是開放合作的產物，不是地緣政治的工具，更不能用過時的冷戰思維去看待。”

中印或為最大股東

當前，根據國內生產總值(GDP)和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和印度很可能分別位列第一、第二大股東。

劉勁松告訴本報記者：“中印存在一些分歧，但鄰國之間有些磕磕絆絆并不奇怪，沒必要夸大，其實雙方都在努力管控分歧，加強互動與合作。”他表示，印度的發展規劃和國際合作計劃，與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存在對接合作的空間，中印可以用各盡所能、相互協調的方式，務實推進整個亞洲的互聯互通。

馬賽KEDGE商學院資深供應鏈管理專家張峰也對本報記者坦言，盡管中印領導人有所顧慮，但印度基建缺口巨大，印度民間對兩國合作充滿期待。“之前在印度看到世界銀行貸款修建的馬路中間斷貸停工幾年，由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西方機構條條框框較多、進度較慢、標準高，因此印度可能很難滿足發達國家的要求，亞投行應該不會出現類似問題。”

張峰坦言，亞投行其實將為兩國帶來進一步合作的機會。印度在IT系統和快遞管理方面的經驗豐富；對于中國企業而言，高速公路建設、車輛、港口設備等許多行業有潛在機遇，但這仍然取決于兩國關系的發展。

5月初，根據印度報業托拉斯報道，由于亞投行投票權的分配可能50%基于GDP、50%基于PPP，因此印度可能獲得第二大股東地位，甚至有希望爭取副行長的職位；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此前的研究結果顯示，如果亞洲國家占75%股份，且股份分配按照60%GDP和40%PPP來計算權重，屆時亞投行最大股東應該是中國(30.85%)，以下依次為印度(10.4%)、印尼(3.99%)、德國(3.96%)和韓國(3.93%)。

當前，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為57個，橫跨亞洲、大洋洲、歐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官方消息明確，亞投行的股權分配將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為基礎，其中亞洲成員的股權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間，亞洲以外國家分配剩余的25%到30%股權。

中國重在走好“運營”這步棋

不論最終財政部公布的股權比例如何，其實對于亞投行而言，唯一的重任便是“運營”，因為股權占比是會隨著后續成員國的加入而變動的。

劉英告訴本報記者，如果亞投行運營順暢，便會吸引更多國家和地區加入，當然有可能這些后加入的成員持股份額主要會從中國的份額中讓渡。但如果做得不好，中國的份額再多意義也不是很大。

究竟怎樣的運營、治理和投資模式才能使亞投行揚帆遠航？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郭田勇(微博)教授在“2015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的幾點諫言或許值得借鑒。

從業務發展戰略上著眼，亞投行應該做到微觀和宏觀相結合。“亞投行是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成立的，‘一帶一路’的核心是要加強相關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實現互聯互通，因此在這種背景下，未來亞投行從業務方向上，可能不應當局限于一個國家內部的一些小項目投資，而應該把目光著眼于投向跟‘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相關的這些重大相關領域。”郭田勇認為，口岸建設、全球通信類的基礎設施以及能源基礎設施都符合投資定位。

而在內部管理上，如何提高亞投行的決策效率則是重中之重。郭田勇稱：“亞投行從本質上講是一家銀行，所以我們希望它可以從公司治理角度出發，參照一些商業銀行，包括國內的一些開發性金融，它的這種治理標準更為高效。”

近期，境外媒體援引知情人士的話稱，亞投行正考慮在貸款審批上給予高級員工更多的權力，以便加快決定過程，因此可能不設實地執行董事會(on-siteexecutiveboard)。此前，各界都呼吁亞投行應該擯棄國際老牌多邊機構的拖沓和官僚作風。

談到人才戰略，郭田勇認為，亞投行未來在人才上能夠做到兼收并蓄，要注重員工的本土化，因為亞投行作為一個公司治理水平非常高的國際金融機構，員工大量的本土化是有幫助的，也能夠以反向推動國內金融機構的人才標準，同時也需要吸引全球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