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和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第一屆同學合影。圖/IC

改革生涯

鄧小平曾說，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的改革又從安徽開始。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中國人民群眾中曾廣泛流傳著一句話，那就是“要吃米，找萬里”。1977年6月，萬里調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兼安徽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安徽省革委會主任。他帶頭打破“左”的禁錮，打響農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農村改革之路，大膽支持農民的改革之舉，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讓農民重新獲得生產自主權，糧食增產，很快吃飽肚子。

萬里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先鋒，他領導的安徽農村改革，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一次艱辛和成功的探索。

萬里視察發現農民窮得“沒褲子穿”

1977年，粉碎“四人幫”后，萬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在這里，萬里帶頭打破“左”的束縛，探索農村改革之路，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

“到任之后，他跑遍了當時安徽的74個縣市。他發現農村很窮，一些農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中央黨史研究室辦公廳副主任王相坤撰文稱，萬里感嘆道：過去只是聽說這里窮，但是沒有想到窮到這種地步。

據媒體報道，萬里曾回憶說：“我剛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約占25%，我這個第一書記怎么能不犯愁啊？”

萬里之子萬伯翱曾向媒體回憶說，我父親到了安徽后，對窮的程度還是大吃一驚，去山區看望農民，可為什么老百姓不出來見書記，因為沒褲子穿，家里孩子藏在地鍋里頭取暖，春節農民吃不了餃子。老爺子說，當年楊白勞還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紅頭繩過個年呢，他馬上命令農業部門開倉，給每戶農民5斤面過年。

在貧困地區縣委書記座談會上，萬里說：“必須把生產搞上去，爭取今年糧食生產達到一個新水平。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你們要求什么樣的政策和條件都可以，但保證今后絕不能再討飯。”當年11月，萬里主持召開省委農村工作會議，制定了《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簡稱農村《六條》，這就是以后影響深遠的《六條規定》。

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報》一版發表了長達六千多字的題為《昔陽調動農民社會主義積極性的經驗好》的長篇文章，署名“駐學大寨聯合報道組”。文章批評說：領導態度不明確，群眾思想就會亂，資本主義歪風就會越刮越厲害，社會主義經濟就會受破壞。

《農民日報》前總編輯張廣友是萬里曾經的下屬和好友，在他看來，這是針對萬里在安徽搞的農業改革的文章。

萬伯翱向媒體回憶說，當時真的是談“包”色變啊，有群眾就拿《人民日報》找萬里，問他還堅不堅持包產到戶，萬里說要是秋后它(《人民日報》)給你糧食你按它說的辦，否則你按我的辦。萬里坦然處之，只要群眾吃飽飯，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兩年多，斗得不可開交，最終是鄧小平的表態才力排眾議，幫助萬里完成了改革。

“包產到戶”試驗開啟農村改革

萬里調任安徽一年后，肥西縣山南公社小井村黃花大隊黨支部召開黨員座談會，參加會議的21名黨員共同約定，實行“四定一獎一罰”的包產到戶責任制。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連續兩天召開干部大會，1697畝耕地，一夜之間，分給了村民。

“對于這樣的大膽探索，萬里給予積極支持。”王相坤在文中寫道，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專題研究了山南公社包產到戶問題。萬里在會上的發言中指出：“我主張應當讓山南公社進行包產到戶的試驗。在小范圍內試驗一下，利大于弊。暫不宣傳、不登報、不推廣，秋后總結了再說。如果試驗成功，當然最好；如果試驗失敗了，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們有辦法把他們拉回來。”

同樣是在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村的嘗試，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開始。

現任小崗村書記吳夕民昨日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說：當時的小崗村，是有名的“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幾乎家家外出討飯。在這樣的情況下，十八位農民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這若是沒有萬里同志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的。

這一年，小崗生產隊取得了大豐收，收糧13.2萬多斤，相當于1966-1970年產量的總和；生豬飼養量135頭，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年；賣油料2.4萬斤，超過任務的80倍；向國家交售公糧2.99萬斤，完成任務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

王相坤在文中寫道，看到小崗村的可喜變化，萬里由衷地高興。他對小崗村的干部群眾說：“你們這樣干，形勢自然就會大好，我就想這樣干，就怕沒人敢干。你們這樣干了，我支持你們。”鄧小平對小崗村的大包干也給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說：“‘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萬里離開安徽，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農委主任，全面主持農村改革。人民群眾則給予這樣的褒獎：“要吃米，找萬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憲法

1988年4月，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萬里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1993年3月14日9點58分，在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第一次會議現場，身穿藏青色中山裝的萬里對與會人員說，“我的任務已經完成。我預祝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圓滿成功！現在，請常務主席主持主席團會議。我就告退了。”

這次會議是萬里擔任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最后一次亮相。1988年至1993年，萬里擔任全國常委會委員長五年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通過了86部法律和關于法律問題的決定，聽取和審議了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39個工作匯報。

86部法律多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關。1988年4月，萬里當選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后，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講話時就曾表示，“本屆人大必須把保證和促進改革作為自己的首要職責。要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支持和保護一切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圍繞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兩個改革的主題，推進我們的民主、法制建設和各項工作”。

這86部法律，就包括《證券法》。證券法起草工作小組負責人、原全國人大財經委辦公室副主任王連洲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說，上世紀90年代股市初立時出了一些不規范的事情，1992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萬里提出要起草《證券法》，“《證券法》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按照國際上通行的做法，由國家最高立法機構組織起草而不是主要由政府一個行政部門組織起草的經濟法律”。

鄧小平南巡講話后，關于市場與計劃關系的激烈爭論隨之結束。萬里提出修改憲法的建議，主張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等載入憲法。他親自主持憲法修改小組工作，領導起草了憲法修正案草案，并于1993年3月由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對憲法作出第二次修改，明確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且提出“國家加強經濟立法”。

目前，執法檢查已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地方人大常委會最常規、最穩定、最有影響的監督手段之一。執法檢查制度化也源自萬里，1991年12月，萬里提出：“一定要抓好法律制定后的貫徹執行，這方面要下大力量進行監督和檢查。人大常委會要把制定法律和法律制定后的檢查監督放在同等重要地位”。按照這個意見，各級人大常委會都把執法檢查監督放在重要位置并逐漸形成制度。

1989年7月15日開始，一塊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字樣、由紫銅鑄成的牌子懸掛在人民大會堂南門外的圓柱上。這是我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構第一次掛牌辦公。這一變化也發生在萬里任職全國人大常委會期間。在此以前，曾有群眾抱怨，不知道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辦公地點在哪里。經萬里提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上作出了在人民大會堂南門掛牌辦公的決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第一個立法規劃，也始自萬里。早在1988年4月，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講話時，萬里就提出要制定出一個五年立法規劃。同年召開的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工作要點明確提出，立法工作要制定規劃，抓住重點，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三年后，首個立法規劃《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1991年10月-1993年3月)》出臺。記者 王姝 賈世煜 李丹丹 實習生 劉韶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