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8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6月29日 人民網)

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實行“問責”的君王是漢宣帝劉詢。他選拔了一大批能臣治士，不定期地巡視郡國，對政績不突出或是平庸的官員實行責任追究。這種封建“問責制”大大提高了官吏的工作效率，以至于他們“所居民富，所去見恩”。史家班固贊曰：“漢世良吏，于是為盛，稱中興焉。”問責的史跡、效能及意義由此可見一斑。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之際，為加強黨的建設，黨中央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以下簡稱問責條例)，令那些心存僥幸的黨員干部今后日子難過了。縱有十壺酒，難澆心頭憂，這些人要牢記的，唯有忠誠干凈擔當。那么實施“問責”的關鍵何在呢?無疑就一個字“問”。

問者，落實也。多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各部門、各單位，類似這方面的“規則”可以說各種規則不勝枚舉，但總是法不責眾，收效甚微。追根溯源，癥結就出在“問”字上。即有責無問，問之無術，問之無果。常言道：“一打綱領，不如一個行動。”“問”就是“行”，立說立行，行之有效;“問”就是“較真”，說到做到，不放空炮;問就是兌現，板子要落在具體人的屁股上。

在問責這件事上，當前存在兩個障礙。一是不能問。近年來，我黨在黨內管理方面采取了“懲防并舉”等一系列具體措施，取得了許多寶貴經驗。但就總體而言，如何實現“有效監督”，還是一個需要深入探索的重要問題。僅僅依靠黨員干部依靠黨項完成監督與問責，這是不可能的。二是不會問。有效的問責，首先取決于科學地界定責任范圍和責任邊界。一個問題的出現，往往源于非常復雜的各種原因。哪些是主要矛盾，哪些是次要矛盾;哪些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些是次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誰該負領導責任，誰該負直接責任……如此等等，每一個環節的認定都需要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都需要嚴格準確的真憑實據，不能冤枉一個勤懇勞動的好人，也不能放過一個尸位素餐的庸人。這個復雜的過程，并非輕而易舉就能做到。

說到底，《問責條例》基本解決了“誰來問責，問誰的責，怎樣問責”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現在的關鍵，是要在嚴格執行上下功夫，以嚴厲問責的史跡行動昭告天下，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