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至今，長江中下游地區(qū)遭遇多輪暴雨襲擊，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蘇等多省份局部地區(qū)出現(xiàn)歷史罕見的極端汛情。7月11日，長江防總通報長江汛情顯示，自入汛以來，長江流域受災人口已接近5000萬人。

與18年前的長江全流域大洪水相比，今年的災情集中于中下游的局部地區(qū)。在各地抗洪搶險以及防止各類次生災害出現(xiàn)的同時，一個聲音經(jīng)常出現(xiàn)：三峽工程是否發(fā)揮了應有的作用?

針對此問題，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近日采訪了水電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陸佑楣。陸佑楣曾任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fā)總公司總經(jīng)理。三峽工程從無到有，從專家論證到工程建設，從水庫蓄水到發(fā)電通航，他都曾是親歷者和指揮者。

三峽工程達到了設計標準，但不是“萬能工程”

“有了三峽工程，為什么下游這次洪水還會有這么大的災難，因素是很多的。”面對記者的提問，陸佑楣院士開宗明義進行了解釋，“今年長時間暴雨主要集中在江蘇、江西、安徽、湖北，主要是在三峽工程的下游，而長江上游的流量并不大。一號洪峰只有每秒5萬立方米，‘十年一遇’概率的洪水是每秒6.66萬立方米，也就是說，今年一號洪峰的強度遠未達到‘十年一遇’的流量。長江防總統(tǒng)籌安排三峽水庫進行調(diào)度蓄洪，以每秒3.1萬立方米的流量下泄，對下游削峰每秒1.9萬立方米，有效地減緩了下游防洪壓力，但是幫助有限。”

至于三峽工程初步設計的幾個主要功能目標——防洪、發(fā)電、通航，陸佑楣都非常肯定地表示：“如今可以說是全部達到了。”

這位三峽工程的論證組織者和建設指揮者說：“三峽工程從設想到?jīng)Q策，是我們中國人70多年不斷探索的結果。幾代中國人對三峽大壩的建設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在探索中不斷認識了長江這條河流。”

陸佑楣把三峽工程1919年至1992年的論證決策階段以新中國成立為分水嶺，劃分為兩個時段。“1919年至1948年，三峽工程的設想主要以發(fā)電和航運為主要目標。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到1992年之間，三峽工程又進行了充分的勘測論證，不過這個時段一開始，建設三峽工程的首要目的就明確為防洪。”

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成立之初正遇上了歷史上的多水期，曾經(jīng)有過幾次大洪水，造成了嚴重的洪澇災害，長江兩岸損失慘重。

“‘治國先治水’，當時領導人將治水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而要做好長江全流域的整治是一項巨大的系統(tǒng)工程，首要的是控制長江干流的洪水，減緩長江中下游的洪水災害。”陸佑楣說，三峽工程的防洪功能就是保護江漢平原。

荊江大堤水利工程始建于1954年，位于武漢上游、枝城下游，是保護荊江以北、江漢以南的重要防線，也是長江防洪重點確保工程。

三峽水庫總庫容393億立方米，防洪庫容221.5億立方米，建成后可將荊江河段的防洪標準由約“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保護江漢平原1500萬人口和150萬公頃耕地免受洪水威脅。

關于發(fā)電功能，陸佑楣介紹，發(fā)電不是建設三峽工程的必要條件，卻是充分條件。目前，三峽電站總安裝32臺單機容量70萬千瓦的水輪機組，總裝機容量達到2250萬千瓦(含兩臺5萬千瓦電源電站)，多年平均發(fā)電量882億度，具有足夠的經(jīng)濟效益，以償還工程投資。

關于通航能力，陸佑楣也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介紹，在三峽工程論證階段，重慶到宜昌河段的通航能力極低，年貨運量1000多萬噸，不僅通航的船只噸位有限制，而且還不能夜航。三峽水庫建成之后，江面開闊，水深加大，航道不再曲折，萬噸級船隊可直達重慶，三峽航道實現(xiàn)24小時晝夜通航?，F(xiàn)在三峽船閘的通航能力已達到1億噸，是建壩前的5.6倍。

至于為何公眾會提出“為什么有了三峽，下游還是受災嚴重”的疑問，陸佑楣解釋說：“當時上三峽工程，媒體大力宣傳，肯定是好事，但也給人一種誤解，以為有了三峽工程就能解決長江流域所有洪水問題。但實際上，任何工程的功能效益都是有一定范圍的。不可能哪兒發(fā)洪水都說是三峽工程沒解決問題，進而貶低三峽工程的防洪功能，這是不科學的。應該說，除了三峽工程，沒有其他辦法能解決長江干流的防洪問題。沒有三峽工程，一旦長江干流汛期流量超過一定洪水標準，長江中下游將面臨巨大的防洪壓力，后果不堪設想。”

“三峽工程是長江防洪體系中的關鍵性骨干工程，但不是全部。對長江流域來講，在各個河段、支流水系都應該做好防洪治理工程。”他再一次強調(diào)，干一項工程，還需要科普，而洪水來臨之時，也正是科普的好時機。

三峽工程發(fā)揮作用的關鍵在于調(diào)度

雖然對于三峽工程的三大功能已完全達到設計目標持充分肯定態(tài)度，但陸佑楣認為三峽工程的防洪庫容可以進一步挖掘和加以優(yōu)化利用。

“怎么樣才能有效利用三峽水庫防洪庫容，有效減少下游災害?這就要在調(diào)度上下功夫。”陸佑楣說，三峽工程雖然建成，但如何利用和調(diào)度是一個逐步摸索的過程，其中最根本的問題是要準確了解大自然降雨和產(chǎn)流的過程規(guī)律。

此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從中央氣象臺了解到，我國暴雨公眾預報準確率達到60%以上，晴雨預報準確率可達87.3%。

然而，業(yè)內(nèi)評判的專業(yè)預報準確率要考慮空報、漏報等參數(shù)，要求定時、定點、定量。目前，我國專業(yè)暴雨預報準確率為20%左右。以平原地形為主、預報難度稍低的美國，專業(yè)暴雨預報準確率在25%左右。

在預報時間方面，我國氣象部門對于強降水過程的預測大概可以提前1周左右。但提前時間越長，準確率越低。時間范圍在3天之內(nèi)的預測可以達到比較準確的水平。

“三峽工程發(fā)揮作用的關鍵也就在于通過降雨量來安排調(diào)控量。這個過程需要非常大量的數(shù)據(jù)作支撐，需要通過先進的技術對數(shù)據(jù)進行整合分析。現(xiàn)階段，我國仍處于需要增加更多基站數(shù)據(jù)、加強氣象預報，才能作出相對有利調(diào)度方案的階段。”他對長江中上游梯級調(diào)度提出設想，如果在中下游大雨來臨之前，上游的向家壩、溪洛渡水庫多向三峽水庫放水，這樣，三峽也就能提前多向下游放水，緩解下游河道壓力，并能保證三峽防洪庫容。

陸佑楣同時也提出，這并不僅僅是單純水量調(diào)度的問題。由于長江沿線各省有自己防洪、生態(tài)、發(fā)電的利益訴求，調(diào)度造成的水害和干旱會出現(xiàn)在不同省份，因此調(diào)度過程牽扯多方利益，需要協(xié)商決策。

全流域基礎設施標準有待提高

每年一到雨季，特別是洪澇災害出現(xiàn)時，三峽工程總是成為關注的焦點，陸佑楣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媒體的一些報道誤導了公眾。“‘萬年一遇’‘千年一遇’，是保證三峽大壩安全運行的設計標準，并不是防洪功能。三峽工程的防洪功能是將荊江河段的防洪能力從‘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并通過攔峰、錯峰、調(diào)峰對下游防洪形成支撐。當遇到‘千年一遇’洪水時，三峽工程配合荊江分洪區(qū)，可避免荊江地區(qū)造成毀滅性災害。以上這些概念要進行科普。”

不過，陸佑楣強調(diào)，減少長江中下游的災害，不僅僅是把水調(diào)度好的問題，“下游的災害，很多時候是因為基礎設施差得太遠。一些堤壩工程和下游的房屋建設未達標準，被水一泡就抵擋不住了。”

據(jù)他的回憶，在三峽工程論證過程中，對上下游都進行了通盤考慮，例如如何保護荊江大堤內(nèi)的土地，如何在淹地和擴大水庫庫容之間尋找平衡。“長江三峽工程水庫淹沒了6.38萬公頃的峽谷土地，其中耕地2.38萬公頃，搬遷居民120余萬人，而得到的是下游肥沃的150萬公頃的平原耕地和1500萬人口的長江中游地區(qū)的安全。”

在考慮如何保證長江下游人民生命財產(chǎn)安全方面，陸佑楣清晰地記得當時的一些方案，比如有人提出：將所有的房子都建成多層樓房，發(fā)大水就上樓去躲災;也有人提出，每家每戶配一條船，等等。

“極端性天氣是擋不住的，但是應該有對策。”陸佑楣說，我們應該正視基礎設施建設的不足，全面地看問題。三峽工程建成后，還沒有發(fā)生“百年一遇”級的大洪水，三峽工程的防洪能力有待大洪水的檢驗。

三峽工程是一個生態(tài)工程

“三峽工程對生態(tài)造成了破壞”，三峽工程建成之后，這種反對的聲音一直存在，最直接的體現(xiàn)是長江內(nèi)魚類種類減少。

陸佑楣對此并不回避：“我們應該用動態(tài)的眼光來認識生態(tài)。并非一切和最初的環(huán)境一樣才叫做保護生態(tài)，隨著物種的進步和變化，生態(tài)也應該有動態(tài)的變化。”

“全球人口在不斷增加，背后其實就是生態(tài)在發(fā)生變化。”經(jīng)過多年的實踐和思索，陸佑楣對環(huán)境與生態(tài)有深刻的理解，“三峽工程說透了，是一個生態(tài)工程，目的在于改變不利于人類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狀態(tài)，改善人類生存環(huán)境，減少災害。”

他認為，生態(tài)是一個動態(tài)的概念，生態(tài)平衡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并不是保護好最初的所有物種就叫好的生態(tài)。人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盡管有不同意見，但目前國際上公認的生態(tài)保護也是以有利于人類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為標準。

三峽工程擴大了水域面積，形成了1084平方公里的水面，水庫平均水深70米，最深處比建壩前增加了113米，阻隔了原有河道，改變了流態(tài)。這些都改變了魚類和其他水生物原有的環(huán)境，使其生存的狀態(tài)發(fā)生了變化。

對于魚類減少的問題，陸佑楣認同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曹文宣院士的觀點，“這一問題與人口的增長密切相關。長江人口逐水而居，增加了捕撈量，還有航運的增加等因素共同改變了魚類的生存環(huán)境，肯定有的魚類要減少甚至消亡。”

他提到，為了避免某些魚類的減少或消亡，三峽工程所在地宜昌設立了“中華鱘”人工繁殖研究所，經(jīng)過人工孵化再投放回長江，經(jīng)過20余年的研究，成功地孵育成魚苗，已累計投放中華鱘魚苗幾百萬尾，保護或維持了中華鱘的生存。

“人就是一系列的選擇，這些選擇給人類帶來意義。”陸佑楣在采訪中，引用了一位哲學家的話。他說，三峽工程的整個建設過程也是在不停地做選擇。在論證過程中，有人提出能不能有其他辦法解決洪水災害問題。其中一種提法是加高荊江大堤，但由于工程量極大，且花費太高，幾乎是建設三峽工程花費的幾倍，所以最終被否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