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證監會通報了“老鼠倉”執法情況。而在近期，工銀瑞信交易室副總監胡某因“老鼠倉”非法獲利4200萬元，讓市場再次對基金從業人員的“老鼠倉”行起“注目禮”。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工銀瑞信基金公司被曝光的第三起從業人員“老鼠倉”案例。筆者以為，“老鼠倉”橫行，處罰不到位是背后的主要因素。

根據監管部門的通報，2014年以來證監會共啟動99起“老鼠倉”違法線索核查，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83起，涉案交易金額約800億元。截至今年5月底，司法機關已經對25名金融資管從業人員做出有罪刑事判決，證監會已經對15名證券從業人員采取證券市場禁入措施。數據雖然顯示相關違規違法人員受到了處罰，但也足以印證“老鼠倉”橫行已到了瘋狂的程度。

自上投摩根原基金經理唐建“老鼠倉”案曝光以來，中國證監會的捕“鼠”工作就一直在進行。期間，監管部門利用大數據系統，讓眾多隱藏極深的“老鼠倉”現出原形。而且，多位建“老鼠倉”的違規違法者也受到了處罰，特別是像博時基金原基金經理馬樂、中郵基金原基金經理厲建超、交銀施羅德原基金經理李旭利等“老鼠倉”案更是轟動一時。

不過，對于“老鼠倉”案的處罰，目前主要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雖然《刑法修正案(七)》第一百八十條新增了“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且情節嚴重的依照“內幕交易罪”進行處罰，但由于各地法院對于規則理解的不同，客觀上導致處罰標準不同。二是針對“老鼠倉”案的判決，從現有的案例看，呈現出重罪輕判多與緩刑多的“兩多”格局，這明顯不利于打擊“老鼠倉”等違規違法行為。

因此，證監會在通報中表示要推動出臺“老鼠倉”司法解釋，明確執法標準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別是，如果有了最高法的“老鼠倉”司法解釋，因“老鼠倉”利益受損的投資者，或許也能像上市公司虛假陳述一樣，對違規違法者發起索賠訴訟，以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且，該舉措也可從另一方面加大違規成本，并達到嚴懲違規者的目的。

嚴打股市“老鼠倉”，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過程。在出臺《刑法修正案(七)》后，市場上仍然不乏鋌而走險者，實際上也說明《刑法修正案(七)》對建“老鼠倉”的違規違法行為的威懾力是有限的。因此，懲治“老鼠倉”行為，除了早日出臺“老鼠倉”司法解釋外，建議對《刑法》重新進行修訂，重點是大幅提升“內幕交易罪”與“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的刑期，且要盡量避免作出緩刑判決，讓違規者實實在在感受到法律的威嚴。

另一方面，監管部門對違規者采取行政處罰、市場禁入的同時，對建“老鼠倉”違規者要提升經濟處罰的力度。根據《刑法修正案(七)》第一百八十條的規定，無論是“內幕交易罪”還是“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也無論其情節是否嚴重，在罰金的處罰上都是“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現實案例中，光大保德信許春茂案、馬樂案、工銀瑞信王勇案等，都被相關法院處以違法所得一倍的罰款，這也與近年來證監會對操縱市場違規者常常處以違法所得兩倍、三倍甚至頂格罰款形成鮮明的對比。個人建議，對“老鼠倉”的罰金，可提升至違法所得的兩倍以上甚至更高。

此外，以往基金公司出現“老鼠倉”案例，常常被定性為“個人問題”，但像工銀瑞信，前后出現三起“老鼠倉”案例，顯然不能用“個人問題”來搪塞了。這些基金公司頻現“老鼠倉”，既暴露了其當初招聘人員時重學歷、重職業勝任能力輕職業操守的弊端，也凸顯出其公司治理存在缺陷，內控機制形同虛設的問題。因此，相關基金公司同樣應該受罰。只有多方面形成合力，“老鼠倉”橫行的狀況才有可能得到緩解。(曹中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