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農村，我也想回去，發揮自己的能力，做點實事。可我們能做什么呢？農村沒有工作提供給我們啊。

一方面是農業專業專科生回不去農村，另一方面，回到農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卻想著離開，頻頻“往外跑”。

比起“飛鴿牌”大學生村官，農村更需要“永久牌”大學生村官”。

如果可能，劉建一點兒也不想從江蘇濱海的農村離開。

這個江蘇農牧科技職業學院畜牧獸醫專業的畢業生，原本是打定主意“想在這兒干出一番事業”，才選擇畢業后回到農村。家禽疾病診療、疾病防控、畜產品衛生檢驗……專業出身的劉建很快上手，跟著當地的大學生村官，為村里養殖戶支招。

可他沒有“身份”。村里的人客氣點的，會喊他“小劉”，一些不熟悉的人會直呼他“那個打工的”。雖然每天忙到“一沾枕頭就著”，他的收入卻是“提都不想提”。

他沒有資格考取大學生村官，只能以“打工者”這樣一個“沒什么可能性”的身份融入農村。盡管，帶領當地老百姓發展農業、好好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是他的“一個愿望”，但“看不到未來”的劉建還是在堅持兩年后，選擇離開。

劉建的離去讓江蘇農牧科技職業學院副院長蔣春茂惋惜不已。“像劉建這樣的學生能留在農村多好啊！他們大多出身農村，對農業和農村有感情，還有專業知識能切切實實地幫助村民，更重要的是，安心留在農村正是他們想要的。”

“新農人”難回村？

“村官干不了，要是只給大學生村官當‘參謀’，沒政策扶持，能干多久呀！”該院動物醫學院副教授劉明勝很能理解學生劉建的選擇，在這位帶過多屆畢業生的班主任看來，類似劉建的畢業生有很多，“他們有技術優勢，而且都在最艱苦的環境里鍛煉過，有能力勝任大學生村官”。

之所以這么講，和這些“新農人”經歷的錘煉有關。比如眼下，劉建的師弟師妹就在經歷一場“試煉”。這些準“新農人”被派到了一個大型養雞場，每天在37攝氏度的高溫里和雞打交道。

他們的工作強度很大，工作時間不固定。學生吳紫雁和祁建丞都常常需要半夜反復起床，檢查育雛舍的溫度和濕度。到了白天，在平均氣溫達37攝氏度、濕度達60%的育雛舍，這些學生需要穿著淺藍色厚厚的工作服，為小雞注射打針。

雞籠有高有低，吳紫雁時不時踮著腳，時不時又彎著腿，才能準確注射。這么一通折騰下來，手臂酸痛已是常態，而淺藍色的工作服甚至被汗水浸成了深藍色。

這些活兒不止是辛苦那么簡單。人工授精時講究授精效率，照蛋更強調眼疾手快，為了給學生補充技術知識，每天白天勞作后，劉明生和其他老師都會給學生繼續授課。“講實際的內容，最新的技術，臨床能用的，基層也能用的。”就算只是撿蛋這樣看似簡單的活兒，也需要在撿時有快速分類的意識。

“養殖場怎么管理運作，具體的技術環節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還有各項專業知識的補充，只有經歷了這些，才能真正回到農村服務好村民致富。”劉明生說。

話是這么說，可現實卻不盡如人意。《江蘇省教育廳就業白皮書》顯示，江蘇農牧科技職業學院畢業生的就業率在近4年都維持在99%以上，與之相對的是，這些就業的學生“基本上去了生產一線，回到農村的人卻不多”，學院招生就業處處長曹斌介紹，除去專升本、專接本的學生，近一大半的畢業生會進入城市的大型養殖場或從事獸藥、飼料、生物制品的生產或銷售工作。

這一批批“新農人”回農村的路，到底哪兒被堵了？

“我來自農村，我也想回去，發揮自己的能力，做點實事。可我們能做什么呢？農村沒有工作提供給我們啊。”吳紫雁說，自己和室友聊過工作，畜牧養殖雖然辛苦，但大家還是“很愿意從事本職工作”，可是，“除了去養殖場，我們想不到還能去哪兒”。

村官“往外跑”涉農學生越變越少

“新農人”卻難回村，這讓蔣春茂憂心起涉農專業學生的就業與招生。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近年來農業類專業學校的學生越來越少，不少學校招生都成了難題。“學農本就比很多專業都辛苦，若是還沒有一個好的前景，未來學校該拿什么去吸引這些準新型職業農民？”

事實上，如今江蘇農牧科技職業學院為應屆畢業生開設的招聘會，入場企業都要求注冊資金不少于500萬元，提供給學生的工作月收入不能低于3000元，受過專業訓練的畢業生就業的情況自然不差，但回農村這個“更大的舞臺”，卻變得“越來越難”。

這就像一個“圍城”。一方面是農業專業專科生回不去農村，另一方面，回到農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卻想著離開，頻頻“往外跑”。

蔣春茂注意到，很多學習小語種、工科專業的學生都選擇成為大學生村官，“在基層工作確實能給他們很多鍛煉，但是他們的專業知識卻很難派上用場，而且大多任期一滿，就選擇離開，考取城里的公務員等”。他甚至聽說，曾有學導彈專業的學生回農村當了大學生村官，“術業有專攻，他們去了也得從頭學起，怎么快速帶領村民轉型新型農民，發展新農業呢？”

類似的感受，江蘇農牧科技職業學院黨委書記吉文林也有。這位涉農專家曾給一個大學生村官培訓班授課，一堂課后，他問這些剛剛當上村官的年輕人，“你們未來的想法是怎樣的？想離開農村的請舉手”。

結果，接近100人的班級有差不多90個人都舉了手，“他們都沒定下心來啊。”吉文林嘆了口氣說，有村干部曾告訴他，村里來了一批批大學生村官，都是“最初有那么一股勁兒”，沒多久，“要么就忙著考研，要么就忙著考公務員”。到最后，往往是“剛剛適應農村的工作，就要走了”。這樣不停的折騰，“受影響最大的，還是農村和村民”。

更為重要的是，“比起‘飛鴿牌’大學生村官，農村更需要‘永久牌’大學生村官”。吉文林認為，一些大學生村官其實并不適合在農村發展，也沒有做好扎根農村的準備。

在他看來，農村年輕人外流，剩下的全是兒童、婦女和老人。農村沒有致富手段，農業發展陷入瓶頸，若是長久得不到解決，種地養殖的人越來越少，未來，“誰來種地”這一問題將格外凸顯。

“農村更需要踏踏實實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續的大學生村官。”吉文林有一個設想，這些大學生村官，憑借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帶領農民一起發展新農業，轉型“新農人”。

大學生村官政策能否給涉農專業高職生機會

吉文林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目前大學生村官的指標中，只有極少數省份將專科生也納入符合報名條件的人選。他呼吁，“制度可以進行適度調整，允許涉農專業的專科生也報考大學生村官”。

“農村呼喚更多‘永久牌’大學生村官。哪怕只有10%～20%的比例，也是對涉農專業高職學生就業的一個很好的引導。”吉文林表示，如果能給予一定的名額，那么學生會更主動接受“理論+實踐”的培養模式，也能踏踏實實沿著這條路努力，而這，也與職業農民和青年農場主的發展計劃一致，對將來農村發展和家庭農場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此外，“這也能很好地促進農業職業類院校的發展”。吉文林認為，近年來，農業職業類院校數量和涉農專業學生人數的減少都影響了三農發展，不僅面臨著“招生困難”的困局，更直面就業去向不夠理想的局面。“連續1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聚焦農業，支持農業發展。如果能把涉農專業高職畢業生通向大學生村官的道路打通，一定會形成良性循環”。

他甚至有了更遠的設想，比如在學院辦起村官班，在配合專業農業技術授課的同時，邀請多位村官和大學生村官前來授課，全面培養學生，讓畢業的學生能無縫對接農村事務。

“其實農村的孩子之所以往外走，還是因為呆在家里沒什么發展機會。如果能回去做一番事業，帶著全村一起致富，當年的小伙伴們一定都會回來的。畢竟，在家門口就能賺錢，何樂而不為呢？”盡管還有1年才畢業，祁建丞也有了清晰的打算，他要先去大型養殖場學習更專業的技術和經驗，等到自己“成熟了”，就回到農村創業去。

只是，他期待著，村里能給他一個更大的平臺，讓他能領著全村人，“一起致富，一起過上好日子”。記者 袁貽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