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上海“新高考”啟幕，考生們在等待進入考場。新華社記者 劉 穎攝

大巢制圖(新華社發)

“一門高考科目就這樣過去了，恍若一場夢，希望不負努力。”5月7日，剛剛參加完地理學業水平等級性考試的上海市高二學生小文，在微博中這樣寫道。

根據上海市高考改革方案，從2017年起，上海將采取“3+3”高考模式，即由語、數、外3門統考，加上學生自選的3門學業等級考組成最終高考成績。這就意味著，于5月7日正式開考的首門學業等級考科目地理，已經拉開上海“新高考”序幕。而小文和她的“戰友”，也便成為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截至目前，全國已有20個省份陸續出臺高考改革方案。本報整理發現，各地的高考改革方案呈現出一些共同特點：考試制度方面，取消文理分科、外語一年多考被普遍推行;招錄制度方面，逐步合并本科錄取批次，遵循“兩依據、一參考”錄取原則，為名目花哨的加分政策瘦身等。

“3+3”模式取消文理分科

2014年9月，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簡稱《意見》)，標志著新一輪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啟動。根據《意見》要求，全國各地陸續出臺高考改革方案，涉及高中教學、高考科目、高招錄取的全鏈條改革。目前，包括2014年就公布試點方案的浙江與上海，全國已有天津、北京、青海、江蘇、海南、西藏、寧夏、廣西、廣東、甘肅、黑龍江、遼寧、貴州、河北、山東、湖南、貴州、江西等20個省市區已經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各地啟動高考綜合改革的時間集中于2014年到2019年。

取消文理分科、采取“3+3”考試模式，是本輪高考改革最顯著的一大變化。高考招生錄取總成績，將由語文、數學、外語3門統考科目成績和3門學生自主選擇的學業水平等級性考試科目成績構成。就3門選考科目而言，多地采用“6選3”模式，即從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6科中任選3門。而浙江還增加了“技術(含通用技術和信息技術)”科目。

文理不再分科對招錄環節也產生了影響。多地規定，高校可根據培養要求，從等級考科目中，分專業(類)自主提出選考科目范圍，但最多不得超過3門。考生只需滿足其中任何一門，即可視為“符合報考條件”。對選考科目有要求的高校，必須提前向社會公布。沒有科目要求的高校，考生報考將不受科目限制。

“改革會推動教育觀念的進步。”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李立國對本報分析表示，“以往很多高中會形成自己的文理權重傳統，而現在給予各門課程同等的地位，將有助于回歸根據知識本身來考量課程設置的科學性。”李立國打了個生動的比方：過去的高考可謂是搭配固定的文理“套餐”，如今則變成了多元化的“自助餐”，這對于學生在高中階段形成全面完整的知識體系很有幫助。

在全國率先開始高考改革試點的上海，學生們已經體驗到考試科目調整所帶來的巨大變化。

“我們要自己選3門等級考科目了。”2015年9月，入學上海奉賢中學不久的江雨馨，從班會上得知了高考改革新政策。由于上海是由此前的“3+1”模式改為現在的“3+3”模式，江雨馨坦言，起初非常苦惱，很擔心增加的科目會加重學業負擔，并且對于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科目感到十分迷茫。

9個月過去后，即將面臨選科的江雨馨不再糾結，已經有了清晰的答案：“地理和生物會選擇一門，這兩科高二時就舉行等級考，結束之后，高三的學習負擔便會減輕很多。”今年地理等級考試的參考人員情況，也印證了這一普遍的選科原因。數據顯示，上海市共有33876名高二學生參加地理等級考試，占本屆高二學生總人數的63%。

“化學也是備選項。此外，政治和歷史我會考慮二擇其一。”江雨馨解釋說，選擇化學是為了擴大自己的高校報考范圍。而根據職業性格測試，她比較適合法學，自己心儀的復旦大學法學系，對物理、政治、歷史提出了專業錄取要求。

從無所適從到科學規劃，江雨馨將自己的進步歸功于學校開設的人生導航課。據悉，性格測試、學力分析、經驗分享講座、高招錄取要求講解等組成了上海市奉賢中學人生導航課的基本內容。

“學生在高一第二學期就要做出選科決定，那時他們還很難對自身形成明確的認知。因此，能否提供滿足需求的生涯規劃教育，也是影響高考改革效果的重要因素。”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對本報表示。據了解，為了適應“3+3”考試模式，包括上海奉賢中學、浙江溫州中學在內的多所高中，已經開設了生涯規劃課程。

多措并舉打破“一考定終身”

在《意見》中，打破“一考定終身”被確定為本輪高考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各地制定的改革方案細則，圍繞這一目標提出了多種措施，包括完善學業水平考試、部分科目一年多考、增強綜合素質評價等。

方案顯示，除了學業水平考試可一年兩考之外，英語筆試和聽力測試也被納入一年兩考范圍，考生可選擇其中較高一次成績計入高考總分。統考科目中為何選擇英語實行一年兩考?對此，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解釋說：“這主要是因為當前中國英語考試比較成熟，題目設定、分值等級性已經經過國際檢驗，操作起來更符合規范化要求。而這些特點，其他科目還不太具備。”

與“3+3”模式曾帶來苦惱不同，外語一年兩考讓江雨馨倍感欣喜。“這會減少偶然性，尤其是聽力。”江雨馨回憶說。

“突破‘唯分數論’也是本輪高考改革的一大亮點。”李立國說，“從各地改革方案中可以看出，綜合素質評價對于學生畢業升學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據了解，綜合素質評價不僅將作為高校自主招生報考和初次遴選的重要依據，在統一高考招生中，高校還可事先對學生高中階段綜合素質評價提出要求，作為錄取參考。

4月9日，上海奉賢中學高一學生石佳鑫一早來到學校，坐上了開往奉賢區和匯集團的大巴，參與學校組織的社會志愿服務活動。和匯集團是一家摩托車頭盔制造企業，石佳鑫當天的任務是幫助員工清理待出廠頭盔里的殘余線頭。“看著輕松簡單，但一連幾個小時坐著不動，一天下來原來這么累!”石佳鑫說。

從2017年起，上海市將推動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信息在自主招生等環節中開始使用。廣泛參與社會實踐，是上海市高中生提升綜合素質、增強社會責任感的方式之一。據石佳鑫介紹，學生需要累計完成40小時的實踐活動，才能符合學校綜合素質考評對該環節的基本要求。

“我才完成了8個小時，”石佳鑫有些不好意思地撓撓頭，“不過認真參與了之后，收獲真的很大。”雖然心疼孩子，但石媽媽很支持石佳鑫走出象牙塔的嘗試。

在過去，綜合素質評價往往被詬病為“水分很大”。而改革之后，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信息化平臺的啟動，建立起了客觀、真實、準確記錄信息的監督機制。“學生參與實踐的過程，會有工作人員在平臺進行實況記錄并反饋。規范化和公開化的考核方式，使得隨意打分的情況很難再出現。”上海市景秀高級中學副校長唐汝祥向本報表示。

加分項目“瘦身”力促公平

減少和規范高考加分項目，也是本輪高考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我國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實行考試加分政策，一類是補償性的，一類是鼓勵性的。但在實施過程中，出現加分項目過多、分值過大特別是資格造假等問題。這次改革主要采取3項措施。一是大幅減少、嚴格控制考試加分項目，確有必要保留的加分項目，合理設置加分分值。二是地方性高考加分項目由省級人民政府確定并報教育部備案，原則上只適用于本省(區、市)所屬高校在本省(區、市)招生。三是加強考生加分資格審核，嚴格認定程序，做好公開公示，強化監督管理。

2014年，全國性加分項目共11項，其中鼓勵類6項、扶持類5項，而地方性加分項目多達95項。2015年，包括中學生學科奧林匹克競賽、省級優秀學生等在內的全國性鼓勵類加分項目全部取消，只保留了烈士子女和邊疆、山區、牧區、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少數民族考生等5項全國性扶持類加分項目。根據教育部要求，地方性加分項目到2018年要減少到35項，減幅63%。在各省業已出臺的高考改革方案中，加分項目的削減和規范得到明顯體現。專家分析認為，加分細則的調整，極大壓縮了弄虛作假、徇私舞弊的空間，保留下來的加分項目主要著眼于彌補受教育條件帶來的差別，有力地促進了教育公平。

盡管競賽成績不會再帶來高考加分的“實惠”，但石佳鑫觀察到，身邊很多同學還是報名參加了生物知識競賽。“每次上課，他們都會踴躍發言，把握表達想法的機會。加分與否，并不會影響他們參與競賽挑戰自己的熱情。”石佳鑫說。

“競賽最初的目的是興趣引導，而不是高考加分的轉化器。”李立國表示，從發展特長、提高潛能的立場鼓勵學生參與競賽，是在恢復拓展競賽的本來面貌。此外，取消鼓勵類加分并不會造成人才的扁平化，“如果有突出的技能特長或專業愛好，高校招生在同等情況下會予以優先考慮，這也是憑借競賽特長獲得青睞的一種方式。”

改革落地需克服多項挑戰

“高考改革提出了更科學的培養和選拔人才的方案，但具體實施起來，課程設置、教學方式、管理模式等都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會給高中教育帶來嚴峻的挑戰。”熊丙奇對本報分析認為。

為了應對學生多樣化的課程組合，走班制成為許多學校的選擇。這種新的教學方式，對辦學條件和師資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浙江省為例，“7選3”模式將會形成35種課程組合。“但學校很難有足夠的資源將這些課程組合全都開設起來，”溫州中學高二年級地理老師徐雪琰對此有些無奈。“因此我們會根據學生的最終選課情況進行調整。既要滿足學生的選課需求，又要符合學校的資源狀況。”

據了解，目前溫州中學高二年級的16個班，幾乎都涉及到走班上課問題。學校通過科學排課，將學生的流動規模控制在了合理的范圍。“但對于一些走班頻繁的學校，學生的集體榮譽感和班級歸屬感可能會下降，師生間的持久交流也無法保證。”徐雪琰表達了她的擔憂。

“走班改革，就像辦一所新學校一樣。”上海市同濟大學第一附屬中學校長阮為說出了不少學校管理者的心聲。走班制使原有的班級模式被拆開，將出現沒有班級教室只有學科教室的情況，一節課上完之后，學生就要奔向另一個教室上另外一門課，怎樣把老師和學生的時間充分利用起來，值得學校管理者深入思考。

李立國則關注“外語一年兩考”可能帶來的公平性問題。他分析說，城鄉之間英語教學水平差距很大。城市學生英語基礎好，可以提前完成英語考試，并將盈余時間用于其他科目的學習。但農村學生一方面要夯實基礎，一方面要準備考試，相較而言可能會面臨更加不利的境況。“這是長久以來教育發展不均衡帶來的隱患，如何消減這些不利，還需要國家進一步探索和努力。”

盡管還面臨種種挑戰，但李立國依然認為，新一輪高考改革將有力地推動中國教育事業發展。“在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同時，倒逼基礎教育和高校招錄進一步改善。”李立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