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監管態勢趨嚴，截至《國際金融報》記者發稿前，年內已有19家信托公司“吃”罰單，被罰事項主要在房地產信托、信保合作以及內控方面，“轉型”成為未來信托行業的關鍵詞。

截至10月18日，《國際金融報》記者統計發現，今年已經有19家信托公司被罰，金額超過2400萬元。其中，房地產信托、信保合作，以及信托公司內控是監管主要關注的方面。

多位信托人士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就“頂梁柱”房地產信托業務而言，2019年的監管可謂是史上最嚴，執行力度很大，信托公司轉型迫在眉睫。短期來看，信托公司難以依靠轉型來彌補傳統業務下滑的影響，但可當做長期目標。

涉及信保合作等方面

截至發稿前，《國際金融報》記者梳理發現，今年已經有19家信托公司被罰，分別為國民信托、華潤深國投信托、國聯信托、百瑞信托、北方國際信托、華信信托、中泰信托、華寶信托、中融國際信托、浙商金匯信托、華澳國際信托、吉林信托、建信信托、中信信托、陜西省國際信托、五礦信托、蘇州信托、安信信托、粵財信托。

從被罰金額來看，這19家信托公司被罰逾2400萬元。其中，華潤深國投信托的被罰金額是最大的。華潤深國投信托因房地產開發二級資質審查不符合要求、未正確填報政府融資平臺業務報表、協助保險資金投資于通道類信托計劃等六條違規行為被罰款人民幣460萬元，并被沒收違法所得150萬元。罰單金額位列第二的則是廣東粵財信托，罰款金額為220萬元。其他受罰金額較大的信托公司還有中融信托和華寶信托，受罰金額均為210萬元。大部分信托公司的罰單金額位于30萬元-50萬元之間。

從目前年內被罰次數看，華信信托、中泰信托、建信信托、中信信托年內受罰兩次。不容忽視的是，監管層今年對機構與涉事人員發放罰單的現象明顯。業內人士指出，采取“雙罰制”有利于強化從業人員的風控意識，從根本上減少違規行為的發生。

用益信托研究員喻智此前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監管政策和信托業罰單情況來看，2019年延續了2018年的嚴監管態勢。”資深信托研究員袁吉偉則向《國際金融報》記者指出，“2019年的嚴監管更有針對性，諸如限制房地產信托業務、通道業務等。這既是宏觀調控的要求，也是資管新規的要求，大勢所趨，不可回避。”

《國際金融報》記者通過梳理各家信托公司受罰事項獲悉，房地產信托、信保合作，以及信托公司內控是監管主要關注的三個方面。華潤深國投信托、建信信托、中信信托均在信保合作方面被罰，監管處罰事項包括協助保險資金投資于通道類信托計劃、違規代持保險資產管理公司股權等。

信保雙方合作已有七年。某信托公司研發部門工作人員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在嚴監管態勢下，信保合作業務存在保險資金借助信托計劃繞過監管以及保險資金投向‘假集合’的問題，而其他一些具體情況還需要根據監管部門認定的情況進行判定。仍需謹慎前行，注意合規問題。”

房地產信托收緊

在今年信托公司收到監管的各項業務中，房地產信托無疑是最受關注的那個。粵財信托、北方信托等6家信托公司就因為房地產信托相關業務被罰。進一步來看，地產業務受罰的原因包括信托資金違規用于房地產開發企業繳交土地出讓價款、違規投向“四證”不全的房地產項目、違規向不具備二級資質的房地產開發企業提供融資等。

尤其是自今年7月份以來，各家信托公司在地產信托方面受到了接力式監管。多位信托業內人士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在監管的“緊箍咒”下，地產信托的“涼涼”是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

事實證明，作為“收入頂梁柱”的房地產信托業務確實出現下滑。據中國信托登記有限責任公司最新報告，9月投向房地產的募集金額環比下降32.08%，規模占比環比下降3.02%，滑落至第四位，其規模占比已連續三個月下降，八個月來規模占比首次低于15%。

金樂函數信托分析師廖鶴凱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的房地產信托政策可以說是史上最嚴，而且執行力度很大。在目前的業務格局下，會對房地產業務占比高的公司業績造成較大影響。”

廖鶴凱對記者分析房地產信托未來的發展：“目前對房地產信托業務的限制是階段性的，該業務長期還是會持續發展的。在經歷了高速發展期后，房地產業會進入相對成熟的階段。因此后續的存量市場還是會衍生出新的業務機會，最終整個地產行業的回報率會趨于平緩。根據行業特點，新業務預計會比傳統行業的回報率略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袁增霆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目前對房地產信托業務的監管態勢，以及下半年資本市場弱于上半年的表現來看，信托業的經營將受到負面沖擊。至于信托轉型能否加速，取決于是否還有充足的業務轉型空間。目前來看，未來可選的業務方向不容樂觀。”

嚴抓內控管理

記者注意到，在日常運營與管理方面，亦有信托公司收到監管罰單或被問詢。2019年7月，因向上海銀保監局隱瞞實控股東及實控人變更相關事項,上海銀保監局對華澳信托作出行政處罰,要求責令其改正并處罰款50萬元。2019年8月，吉林信托被罰40萬元，主要違法違規事實為公司治理機制長期嚴重缺失，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運行不規范。

袁增霆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好的內控源于良好的公司資本結構與治理。過去信托業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受到短期逐利資本的驅動，從而疏于內控。“隨著行業風險管理與控制壓力增大，一些公司可能經受住一定時期的風險洗禮再嶄露頭角。那些幸存的公司能夠聚集長期資本以及一些長期廝守于信托業務探索的人才團隊。從中我們可能看到良好且可信的內控與品牌聲譽。相應地，一些公司的不斷墜落或出局，將見證后果的嚴重。”

中國信托業發展至今，行業已經經歷多次洗牌，理由也各不相同，但總體多由過度擴張引起。袁增霆對《國際金融報》記者分析當下信托行業面臨的問題：“伴隨著資管新規的出臺，加上在金融監管的緊縮周期中，以及行政干預較強的背景下，信托公司如何實現‘軟著陸’成為關鍵。與以往不同的是，當下行業面臨的問題其實沒有那么嚴重，主要的行業風險是行業經營之外的政策風險、房地產市場風險與系統性金融風險。”

廖鶴凱則告訴記者，行業目前面臨的主要挑戰還包括有效化解存量問題項目，但還沒有達到需要“重生”的程度。在2007年信托業一法兩規的制度格局確立后，行業監管和運行模式在發展過程中逐步修正完善，也趨于嚴格，市場更多的的是一個在不斷修正調整中發展壯大逐步走向成熟的過程。

“在主業形成之前，信托轉型會是我國信托業長期的情況。這兩年政策變動較大，各家公司也是在積極探索轉型路徑。但對于傳統業務占比較大的情況，信托公司難以在短期內依靠轉型來彌補傳統業務下滑的影響，效果不會很明顯。不過可以當做長期目標，且現階段風險可控。”廖鶴凱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