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更多特大城市的發展，中國應放棄限制城市土地開發的配額管理制度。這個從上世紀90年代實施的制度不僅嚴格限制了城市可以開發的土地數量，而且長期以來把過多的建設用地用于建造制造業的廠房。事實上，在不可阻擋人口流向超級大城市的過程中，對土地開發數量的控制加速了中國的一線城市的地價和房價。

認識到了特大城市在發揮規模經濟和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這些特大城市正在試圖通過“撤縣改區”來緩解甚至突破這些行政區劃對其經濟潛能釋放的制約。在中國，大城市在行政區劃上不僅包括城區部分，也包括廣闊的郊縣鄉村。以上海為例，盡管上海的行政區劃面積約是6340平方公里，但其城區面積也只有一半，另一半則是郊縣。所謂“撤縣改區”，就是由這些城市把城區的范圍擴展到了縣的界域。像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和杭州、武漢等新一線城市城區經濟發達，具有強大的輻射力和擴散力，周圍的縣改區之后，它們布局和規劃經濟發展的空間得以擴大，這無疑為未來城市升級和容納更多人口創造了條件。

中國試圖轉向城市引導型增長模式的另一個推進戰略是，因勢利導大幅度提升城市群在未來經濟增長中扮演的主導角色。中國地域遼闊，盡管地理上不乏城市群，但以經濟實力而言，最重要的空間集群無疑是分布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兩個灣區的城市群。在那兩個灣區，得益于包括上海、香港、廣州、深圳和杭州等超級大城市的經濟擴張和輻射能力，兩個巨大都市圈的輪廓已清晰可見，可謂水到渠成。都市圈的形成能大大提高經濟活動的空間密度和獲得來自經濟互補性的巨大經濟效率，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器。政府在國家戰略上推進這兩個都市圈的成型和發展，無疑將驅動中國更大的經濟發展能級。

今年3月，中國政府明確表示將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構想并要求盡快制定建設規劃方案，其目標是建設成為全球創新發展高地、全球經濟最具活力和優質品質的生活區域。粵港澳大灣區涵蓋了廣州、深圳等9個城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2010年至2016年，粵港澳灣區的11個城市GDP總量從2010年的5.42萬億人民幣增長至9.35萬億人民幣，約合1.34萬億美元，僅次于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的經濟規模。鑒于粵港澳大灣區目前的人均GDP尚不及東京灣區的一半，且還處于高速增長的階段，未來經濟增長潛力的釋放指日可待。

以上海為核心的環杭州灣大灣區的構想也正在引起高度關注。這個灣區很可能覆蓋上海南北兩翼、跨越浙江和江蘇兩個重要經濟省份約10個關鍵城市。這一灣區的打造對整個長三角一體化和中國的長江流域經濟帶戰略的提升都將產生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環杭州灣背靠寧波舟山港、洋山深水港這樣的世界級大港。2016年寧波舟山港貨物吞吐量突破9億噸，居全球之首。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工程正在建設，這是目前全球建設規模最大的自動化集裝箱碼頭。以GDP計算，環杭州灣大灣區的經濟規模應該也已接近舊金山灣或東京灣的規模，而且還擁有中國目前11個自貿區中的兩個。

中國正在政策上試圖引導大量傳統產業的升級和轉型，也在鼓勵新技術驅動的產業發展。這意味著，相對于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科技對經濟增長越來越重要，而這需要重新考慮大城市要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并如何做到由大城市來引導更有效率的經濟增長。這是中國在其新一輪經濟改革中的重要任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