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銀行信貸層面，金盾股份的表現也并無異常。

目前，上市公司從工行紹興上虞支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紹興上虞支行、杭州招商銀行鳳起支行、寧波銀行(002142,股吧)紹興支行、光大銀行(601818,股吧)紹興支行、中國建設銀行上虞章鎮支行、浙商銀行上虞支行等7家銀行合計獲得5億元授信，使用額度1.99億元。

其中工行3200萬，浦發銀行(600000,股吧)7765萬，招商銀行4487萬，寧波銀行1500萬，光大銀行1000萬，浙商銀行2000萬。

其全資子公司紅相科技從杭州銀行科技支行、招商銀行錢塘支行、中國農業銀行(601288,股吧)濱江支行合計獲得1.2億元授信，目前尚未使用。

“公司也在減少貸款額度，也在購買理財產品，沒有資金面的問題”，王淼根強調，除了上述銀行授信，上市公司沒有任何對外擔保的情況，也不存在給金盾集團擔保的情況。兩家公司產業、位置、股權都是獨立的。

而對于“是否有可能公司公章是董事長掌管”的疑問，王淼根予以了否認，“公章是董事會秘書保管，管控非常嚴格。上市前兩年開始，到上市后一直由董秘保管。如果外面有任何以公司名義做的擔保，絕對是私刻公章造成的。”

對于未來轉型軍工高端裝備行業，王淼根稱，“雖然目前地鐵、隧道、核電風機業務的拓展是第一位的，但軍工在未來5-10年是發展的大方向，我們要抓住國家軍民融合的契機。”

顯然，對于董事長的意外離世，還有更多未解之謎。

王淼根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去世原因還沒有官方說法”，不過其透露，“我和周董共事多年，他內向，有事情喜歡自己扛。人很好，但有點抑郁的征兆。”

此外，公司多位人士也稱，周建燦平常都在位于上虞小越工業開發區的金盾控股集團辦公，“一般只有開董事會和股東大會才來上市公司”。

值得關注的是，2017年以來，周建燦和其子周純(現任金盾股份董事、副總裁)現身10筆股權質押。雙方合計持有金盾股份6918萬股(占比26.25%)，累計質押6913萬股，占其持有股份的比例高達99.93%。

令人疑惑的是，“因周建燦未通知公司董事會”，其在2017年11月29日分別向自然人楊士勇和武漢市江夏區鐵投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質押的1032萬股和721萬股為“首次披露”。

對此，王淼根認為，上述股權質押及擔保融資“主要是為了金盾集團經營，分了兩期投了20多個億，目前還沒有達到滿產。2017年投了一億多用于消防生產線，包括集團公司征用了園區2000多畝地，建造集團大樓。但是目前來看，產能還沒達到當時設計的規模，所以資金可能有缺口。”

那么，周建燦是不是存在隱藏的杠桿融資或未被公開的民間借貸呢?是不是資金鏈抽緊導致其不得不邁出最后一步?

王淼根對此僅回應稱，“周董個人向小貸公司借錢的情況，我們不清楚。這一系列完全是他們個人借款行為，可能金盾集團的財務負責人會清楚。”

一位杭州投行人士對此認為，“不排除周在上市公司體外業務進行了杠桿融資”。

另一位債權行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截至2017年11月底，金盾集團銀行貸款總額為30億元，其中最大的債權銀行為紹興銀行，貸款3.976億元，其次是交通銀行逾3億元，另外還有若干家國有大行和全國性股份行，其債權銀行合計約十余家。

截至發稿，21世紀經濟報道尚未收到紹興銀行關于金盾貸款采訪的正面回應，而30億總額截至記者發稿時，尚沒獲金盾集團確認。

而對于公司實際控制權可能變更的情況，王淼根表示，周純這幾天處于極度悲傷中，還無暇顧及此事，“對于實際控制權變更的最后結果，我們還在探討，沒有最終方案”。

紅相科技董事長黃紅友也稱，“暫時沒有和其他大股東結成一致行動人的打算”，其強調，“紅相科技還在業績承諾期”。

生前仍在籌錢

事實上，上述兩筆“未通知公司董事會”的股權質押融資，或許還只是冰山一角。

中匯智勝(北京)財務顧問有限公司創始人孫喆良2月1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周建燦于1月18日通過其在杭州的合作伙伴找到他，提出他個人的融資需求是質押1700萬股票融資3.2億，并要求在農歷春節前放款。

“融資的過程的確不是很順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諸如質押率高、融資人基本面與資金方要求不匹配、時間緊，節前放款來不及等。” 孫喆良說，對周的墜樓也感覺詫異和痛惜，“接觸下來，他是一個典型的，低調做事的實業家。”

雖然周的融資需求被多家資金方否決，但孫喆良還是幫周建燦找到了兩家愿意在過年前放款的資金方。只是遺憾的是，周建燦并沒有堅持到這一天。

“我已經找好了兩家資金，準備約第二天上午和周總面談放款細節，可就在前一天下午就傳來了噩耗。” 孫喆良說，“就我手中的資料顯示，周總并沒有資不抵債，但他是否有表外融資，我也不清楚。”

據孫喆良介紹，周希望的融資期限為1年，預算的利率為11%，加上2%的財務顧問費，合計付出的成本將達到13%。

回想他過世前的一些細節，孫喆良猜測周建燦可能是資金鏈斷裂、被債權人逼上了絕路。上周五他一直被債權人堵在辦公室，給資金方打了無數個電話、追問融資的落實情況。“1月31日下午，我在杭州的合伙人告訴我，事情有點反常，以前一天周總起碼要打三五次電話來催，當天怎么不來電話。打電話過去，無人接聽。直到晚上新聞出來，才得知他在昨天下午5點左右就已經墜樓。”本報記者 朱藝藝、包慧 杭州、上虞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