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老母親寫信闡述訴因

立案后，鄭女士向法院提交了一封寫給母親的信，大意如下：

您已96歲高齡，自我父親從成都回到我身邊至今已6年多的時間里，您沒有讓我和父親過上一天好日子，在經濟上您常年盤剝我，因為我已經退休，自己的養老金不夠替您繳納敬老院的費用，您和父親的敬老院費用一再上漲，您再不將自己的養老金拿出來，我實在無力擔負。在精神上您常年折磨我和父親，剛入敬老院時我父親能夠推著您在敬老院里走上一兩圈，而現在父親已經站立困難，需要有專人護理了。而我每天都去敬老院為您服務，從不間斷地照顧您，也得不到您的同情。我實在沒有辦法，只能突破倫理的底線將您告上法庭，為了請您重新規劃生前余年，請您在法庭上重新指定監護人對您進行日常生活照料。

提出兩個方案贍養母親

在信中，鄭女士提出了兩個方案，方案一是其他子女在五棵松的房子里照顧母親，因為母親是超高齡老人，身邊必須有人照顧，但母親不愿用保姆，所以請母親征求其他子女的意見是否對其進行生活照料和監護義務，如果有其他子女愿意對母親進行照料和監護，鄭女士可以騰出其五棵松的房屋，但母親必須在有子女陪同的情況下居住。而鄭女士自己負責照看父親。

方案二是母親仍由鄭女士照料，但母親需把國家給予的基本養老金放到敬老院財務室，由敬老院財務室每月從銀行存折上劃轉基本養老金約3500元，不足部分由鄭女士和妹妹共同墊付。同時，鄭女士保證每周帶母親出敬老院去餐館吃一次飯，買母親喜歡的食物。

鄭女士在信中對母親的存款還提出了一個要求，要求母親把5名親生子女都約到法庭上，當著大家的面出具存款單據，并說明除去日后鄭女士和妹妹墊付的敬老院費用后如何分配、由哪位子女監管。鄭女士在信中稱：“這件事必須辦，堅決不能在您百年之后，您的其他子女向我索要您的存款。這件事也是我要到法院解決的重要原因，我不能讓自己27年(從1989年您得腦血栓開始至今)照料您忍受了難言之苦和折磨，還讓您日后給我埋下惡果。”

母女雙方均不同意調解

鄭女士向法庭提交了公證書、母親寫的字據、存折，以及敬老院工作人員、家政人員和鄰居的證言，除詳細說明家庭成員情況外，還證明母親的養老金數年來1分錢未動，且母親另有存款數十萬元。此外，鄭女士還向法庭提交了給母親洗腳、掏耳朵和帶母親吃飯的照片，以證明自己對母親盡了贍養義務。

在法庭上，鄭女士的母親僅在答辯時稱，鄭女士所訴事實和理由不清楚、不成立，但對證據未當庭進行質證。法庭上，雙方均表示不同意調解，調解工作陷入僵局。

一周后，法官再次組織雙方調解，先是認真、深入了解了鄭女士和其母親的情況，發現鄭女士和母親以及鄭女士的妹妹三人之間相處的還算融洽，鄭女士對父母雙方頗盡孝道，敬老院和街坊鄰居也有目共睹。而老太太的退休金并不算低，但長年一分不動，加上其他存款，老太太已經積攢了有數十萬元。

老人吐露心聲達成和解

法官耐心詢問老太太為何如此，老太太猶豫許久吐露了心聲。她考慮到自己與鄭女士父親系再婚，且雙方之前均有其他子女，自己與鄭女士父親再婚后又有了兩個女兒，而自己又與鄭女士父親離婚了，鄭女士父親回京后又不肯與自己復婚，考慮到復雜的家庭環境，老了無人管的擔心和恐懼深深地扎根于自己的心底，所以才拼命攢錢，打算哪個子女對自己孝順就把財產給哪個子女。

最終雙方經法官勸說，裂痕逐漸彌合，并決定回去仔細考慮斟酌。第二天，老太太交來了和解方案，為妥善解決矛盾，自己決定由小女兒即鄭女士的妹妹贍養，所有養老金和存款也都交給小女兒保管和支配，但鄭女士必須對老太太盡義務，對其他子女是否盡義務不做強求。鄭女士隨后也撤回了起訴。

■法官釋法

贍養義務包括精神慰藉

本案主審法官劉艷表示，贍養老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法律規定的公民的基本義務，贍養標準應以老人的實際需求為限，并綜合考慮家庭、子女收入、負擔等因素。

本案中，鄭女士母親有一定的經濟收入，在鄭女士母親能夠獨自負擔的范圍內，法院一般不會再對子女做強制性的要求。但需要明確的是，贍養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滿足，根據《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贍養義務主要包括“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即便是老人在經濟上能夠負擔一部分或基本能自足，子女仍應履行“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等義務。針對此種情況，法官才既勸說老太太不要過多地希望不在身邊的子女盡多大的義務，而要珍惜眼前人，多顧及身邊的、對自己正盡義務的子女的感受，同時也勸告鄭女士和其妹妹多體諒老人的想法，告知家庭和睦是幸福的源泉。

北京晨報記者 黃曉宇